▲1944年，璧山县汽车站。(图片来源：1944年5月2日美国《展望》杂志)

▲1944年，璧山县热闹的集市。(图片来源：1944年5月2日美国《展望》杂志)

9月3日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近日，重庆多所高校公布了一批最新抗战研究成果。一行行文字、一张张图片、一段段视频，彰显了中国人民的伟大抗战精神，告诫人们“勿忘历史、珍视和平”。

这些研究所涉领域包括报刊、音乐、影像，内容涉及政治思想、文化艺术、国际交流等，大大丰富了重庆学术界的抗战研究。

一份报纸

《新华日报》在宣传、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号外!号外!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1945年8月10日晚上10点过，一群衣衫褴褛的报童，激动地挥舞着手中的《新华日报》号外，向山城市民报告了这个好消息。当天，距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还有5天。

“重庆《新华日报》是最早报道日本投降的报纸之一。”9月2日，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蔡斐告诉记者，他们用了整整4个月时间，查阅了抗战期间《新华日报》与统一战线相关的文献，最终将其中的近700篇(幅)文图资料结集出版，取名为《新华日报与统一战线》。

据了解，这本书从“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主张”“维护国共合作的抗战大局”“争取和团结中间党派”等8个方面对《新华日报》统一战线工作进行了全面梳理。

书中记录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例如，1938年10月7日至9日，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连载三天的长篇社论，题为《论目前抗战形势》，详细阐述了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的关于抗日战争战略、战术等问题的观点，指出只有坚持长期抗战，才能争取中华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

“这篇社论一是纠正了王明右倾主义的错误影响，宣传了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抗战战略主张。二是‘书报’合一，通过报纸的社论来推荐新华日报馆印行的《论持久战》单行本。这是《新华日报》营销手段的创新。”蔡斐说。

1943年7月5日，《新华日报》在“新华副刊”刊载街头秧歌剧《兄妹开荒》。《兄妹开荒》由鲁迅艺术学院秧歌队王大化、李波创作，依据当时陕甘宁边区开荒劳动模范马丕恩父女的事迹编写。

蔡斐介绍，当年《兄妹开荒》首演后，轰动了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经由《新华日报》的推介，《兄妹开荒》在重庆也“火”了。

在1945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创刊七周年庆祝晚会上，中共南方局专门组织演出了《兄妹开荒》等秧歌剧，并邀请重庆文艺界知名人士金山、白杨、张瑞芳、路曦，以及育才学校师生前来观看。

“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重要文化阵地，《新华日报》在宣传、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蔡斐称。

一种精神

英国“不死将军”魏亚特对“重庆人民正在做的艰苦卓绝的工作”以及“他们工作时的快乐”印象深刻

“中国人的坚韧和乐观很早就被外国人发现了。”今年7月，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刘婧雨在历经3年研究后，完成了《国际视野中的战时首都重庆》这一学术课题，在研究过程中，她发现了很多有趣的人和事。

其中，“不死将军”的感慨令她印象深刻。

1943年11月，英国首相丘吉尔派遣魏亚特将军作为其私人代表常驻重庆。魏亚特在过去的战争中失去了一只眼睛、一只手，人称“不死将军”。

当年，魏亚特住在嘉陵江边的化龙桥。在他眼中，重庆是座“梯步之城”，尽管在遭遇日本战机多年轰炸之后，“已没有几栋完好的房屋”，但依然“风景如画”。

魏亚特乐于在重庆走街串巷，尤其喜欢“晚上出去吃饭时走在摆满了小摊的街上”，因为“小摊上点着小火把，小火把给那些商品注入了白天所没有的神秘魅力”。

重庆人的两点特质令魏亚特“印象深刻”：“其一，重庆人民正在做的艰苦卓绝的工作;其二，是他们工作时的快乐。”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他们(重庆人)的笑脸与抑郁的印度人相比有着巨大反差，虽然在这么多年的战争、轰炸与饥饿(的威胁之下)，他们其实没什么值得开心的。”

刘婧雨说，起初，中国人的笑脸让魏亚特感到“尴尬”——他以为是“不礼貌的嘲笑”，但很快发现“这就是他们对人和对生活的普通反应”，是一种“生活哲学”。

一个“故乡”

中、美、英、苏四大盟国“故乡”系列报道中的第二期聚焦重庆璧山

在《国际视野中的战时首都重庆》课题研究中，刘婧雨发现了一则非常有意义的新闻报道——1944年5月2日，美国畅销杂志《展望》推出“故乡 中国”专题报道，聚焦中国战时首都重庆迁建区璧山县，文图并茂地展现了这座抗战大后方县城的社会风貌，使用了15幅照片，篇幅达7页。

事实上，这则报道是中、美、英、苏四大盟国“故乡”系列报道中的第二期。这组系列报道试图通过呈现四国抗战后方的“故乡”的战时发展，以及人民的战时生活状况与对战后未来的展望，唤起读者对其他盟国及其人民的关注和理解。

刘婧雨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找到了该杂志记者为此次报道所拍摄的其他未刊照片。这些照片中的大部分之前从未公开。照片中有璧山的警察局长、大学校长、老师、女法官、青年学生、纺织女工、人力车夫、赶集的摊贩……在摄影师的镜头中，这些人物身份不同，但都呈现出质朴、坚忍与乐观的精神面貌。

美国记者写道：“这是中国璧山喧闹的赶场天，望着镜头的一张张面孔是三亿五千万中国人民的组成”，意在提醒读者，镜头中的璧山与璧山人，正是战时中国与中国人的直观反映。

“这些照片还记录了当时璧山的一系列新事物。”刘婧雨介绍，例如公交车、女法官、民众教育、医疗保健等。美国记者感叹:“重庆的报纸每天都送到璧山，能阅读报纸的人数在不断增长。”

这批照片中，有一张记录了战时中国唯一一所成人教育高等学府——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的男女学员们在篮球场上同场竞技的场景。照片中女同学在体育上丝毫不输男同学的风采，令拍摄者感叹“今日年轻的中国知道路在何方”。

一部歌剧

《秋子》在国泰大戏院首次公演即引起轰动，被誉为中国歌剧肇始之作

“我是一支蜡烛，我是一首悲歌，我是一只白鸽……”1942年1月31日，重庆国泰大戏院座无虚席，中国实验歌剧团排演的大歌剧《秋子》首次公演引起轰动，被誉为中国歌剧“肇始之作”。

“今年是该剧首演80周年，我们正在筹划重演这部歌剧。”重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张礼慧教授说。

她告诉记者，“这背后有我们最新研究成果《抗战大后方音乐研究——以战时首都重庆为中心》的支撑。”

2013年，张礼慧带领团队承担了“抗战大后方音乐研究”项目，成立“抗战大后方音乐研究所”，开始了相关研究。

“起初，我们认为抗战大后方音乐主要就是歌曲。”该课题组主要负责人、重师音乐学院教授吴伟说，但后来，随着对资料收集和整理的深入，团队逐渐认识到抗战大后方的音乐不只是歌曲，还有交响乐、歌剧等，那个年代很多重要的歌剧都在重庆诞生。

例如，1940年，中国实验歌剧团在重庆组建，后来排演了中国第一部大歌剧《秋子》，由此拉开了大歌剧艺术在中国发展的序幕。随后，他们还演出了《苏武》《四季》《狮国之歌》《牛郎织女》等不同类型的歌剧。

所以在近代历史上，重庆与延安、上海一起，成为早期中国歌剧音乐得到良好发展的地区，被人们称赞为中国音乐的“歌剧苗圃”。

此外，人们还把重庆称为“中国交响音乐的摇篮”。张礼慧介绍，抗战时期，完全由中国人组成的符合双管编制规范的“中华交响乐团”在重庆诞生，国内最早的具有专业水平的民族乐队在重庆诞生，国立音乐院实验管弦乐团、国立实验剧院管弦乐团、励志社交响乐团也在重庆相继建立。当时，纯音乐艺术在重庆的发展影响全国。

目前，《抗战大后方音乐研究——以战时首都重庆为中心》一书已经出版，共33万字，分为7个部分，从多个层面勾勒出抗战时期大后方音乐文化的基本面貌。

“接下来，我们将把最新的研究成果运用创新的方式表达，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进行再现，让抗战精神代代相传。”张礼慧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