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重庆来了3800个上海人。他们隶属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随刘邓大军远征来重庆，分散于从酉阳、秀山到荣昌、合川的广袤地域。75年过去了，他们奉献一生，大多已远去。青春不朽！岁月铭记……

▲张友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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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1949年6月的一个清晨。24岁的女青年张友谷踏上火车奔赴南京，一路同行的有钱丹、陆小用等青春活泼的少女。她们是到南京集结，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的。张友谷时任上海建承中学教师，工资47元，按当时标准，已属中产白领。

她原籍湖南长沙，抗战烽火中辗转至上海，投奔她三哥。三哥蛮有经营头脑，20世纪30年代中期就在上海开电工电料行，并秘密入党，曾以资方老板身份去特务机构76号，营救过地下谍报员李白（电影《永远消逝的电波》主人公李侠原型）。上海解放后，三哥在政府里任要职。

“我报名参军后，三哥愣了很久，没说话。三嫂说，小妹，三哥是担心你呀，去那么远的地方，能不去吗？”答：“怎么可能不去呢，这条路我选定了！”三哥是老党员，不好明着阻拦，眼里却充满不舍……

60年后的暮春，在武陵山区秀山县一间老宅里，我与84岁的张友谷面对面。“参加西南服务团，我就算是二野邓小平的兵了！”说罢，她拿出1949年7月16日上海《解放日报》的剪贴，报纸虽已发黄，但每个人的姓名却清晰如初：张友谷、陆小用、钱丹、文代贤、叶亿里、徐雄、辛玉、蔡启明……每个名字都是一张青春灿烂的笑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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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小用，时年18岁，原名陆珊璐，漂亮的小姑娘。小巧玲珑的她正在上海产科高级职业学校读书。父亲听到她报名参军，老大不乐意，说，就你这么个小人儿，到了大西南能派啥用场？“父亲是想阻拦我。我想既然不能派大用场，索性把名字改成了陆小用！”——这是个倔强的姑娘。陆小用喜欢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歌，“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她说这首诗唱出了那一代青年对自由和光明的向往。

18岁的钱丹在南京集结后，9月初感染伤寒，高烧不退，急送医院。她所在大队送去3人，只有她幸存下来。那时治伤寒没特效药，只能用奎宁退烧，从9月住院到11月，身高一米六的钱丹瘦得只剩70斤，头发脱落。

钱父是上海《新闻时报》总编辑，专程由沪赶到南京看女儿，打算接她回家。钱丹执意要去大西南，父亲说大军早已开拔了，“那我乘船去追！”面对倔强的女儿，父亲让步了。“60年过去了，我一直在内心追问：当年为什么要离开上海，甚至不顾生死从家里跑出来？”张友谷轻轻地感慨着，“我们的信仰单纯而朴素。”

每一代人的选择，是时代使然。离开时代，永远无法从灵魂深处去认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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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服务团，究竟有什么魅力吸引着数以万计的青年？从大局看，解放和接管西南诸省，需要大批干部。“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就是根据邓小平的建议命名的。

1949年6月25日，西南服务团成立，宋任穷任总团长，其他领导成员有张霖之、曹荻秋、彭涛、段君毅、万里等，全团17000余人，包括老区干部6000多人，新招收的青年学生、职工、技术人员约10000人（其中上海4800人，南京3000人，其余来自苏南、皖南等地）。西南服务团第一团（上海团）团长曹荻秋，下设重庆支队、川东支队等6个支队及技术大队、财经大队、文艺大队等，成为接管和建设重庆的一支生力军。

西南服务团按军事编制，列为进军大西南的第五梯队，跟随战斗部队同步进军。1949年7月28日，刘伯承司令员在欢迎上海团的开学典礼上，称投身进军大西南的热血青年是“炎黄子孙优秀儿女大义昭然的壮举”；邓小平政委称赞“西南服务团有幸参加解放战争最后一次八千里路的小长征”。这些话让青年们受到极大鼓舞。大西南在召唤。八千里路云和月，西南服务团的战士们，如一股新鲜血液注入浩浩荡荡的刘邓大军，为解放和建设大西南贡献了青春年华。后来的历史证明，西南服务团在接管、建设重庆的艰巨任务中，作出了杰出奉献，成为中国青年运动史上的一个亮点。

10月，出发的日子。“我们犹如一股新鲜的血液，注入浩浩荡荡的刘邓大军。我们并不知道，这一走，就从上海人变成大西南人。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张友谷在日记里写道。

▲西南服务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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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00个上海青年，并不都分在重庆主城，大部分来到川东各区县。每个人都经历了一生中的“九死未悔”。

2009年，当我在秀山一间民居采访张友谷时，她已经84岁了。她没有儿女，却已经在秀山生活了60年。建政、土匪反攻、清匪反霸、改革开放……她都亲身经历并参与了。可以说，她所经历的惊心动魄和遭遇，真实得让我难受。她说，最痛苦是夜深人静时，所有的委屈不知该向谁道；过年时最孤独，所有战友都成家了，自己却单身一人；这年除夕，秀山大雪。她枯守家中，突然有人敲门，拉开一看竟是侄儿侄女们——“他们从上海远行千里来看我，我好感动！”那一刻，她泪如泉涌。

60年来她孤身一人，“但我不孤独。当年邓政委过秀山时对我们说，同志们要努力啊，我们今后还要把铁路修到秀山。58年后，渝怀铁路修通了，他的遗愿实现了……”

她平静地叙述着。虽往事纷纭，她却清晰如昨。我突然问：“你真不后悔当年的选择吗？”她沉默了一会，平静地说，“不后悔，我都80多了，用不着再说假话。”脸上波澜不惊。屋里很静。

我突然转过头去，想哭……想哭的含义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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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从上海来重庆的3800个青年男女，今人多不辨识。这是一个遗忘的年代。世界飞速发展，谁能永垂不朽？因为忘却，我们想不起曾经发生的一切。每一代人都有自己值得珍视的记忆。

来重庆的西南服务团员，我采访或因其他原因，认识其中的一些。

辛玉，曾任市政府秘书长。我因少年时住团市委大院，住二宿舍，辛玉住四宿舍，他女儿叫顾明，读人民小学和重庆六中。辛玉曾协助市委前书记钱敏，修建重庆第一座长江大桥，修建重庆第一家涉外酒店即扬子江假日饭店。2023年辛玉去世，89岁。

杜金平，曾任重庆第一商业局局长。我1991年考公进一商局，认识了他。他曾协助张文彬，推动重庆商业“四放开”，开启计划年代的一段破冰之旅。2023年，杜金平去世，92岁。

张友谷，2014年去世，89岁。秀山当地以一个老兵的礼仪，为她举办了郑重的葬礼——这离她入驻武陵山区，已整整65年。

傅真，我朋友父亲。曾任重棉一厂子弟校教导主任、重庆纺织学校政治教师、语文教师（副教授级）。傅真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现上海理工大学）；他曾送我两本他写的回忆录，记述自己的曾经沧海。2020年，傅真去世，94岁。

陈虹，重庆市委机关老干部，我曾采访过她。已去世。

徐雄，重庆市委副秘书长，我曾采访过他。已去世。

原春，曾当过上将阎红彦的文书，一直生活在酉阳。不知是否健在。

我当年读书的人民小学很多同学的家长，都是西南服务团的，如陈费加的父母，都是上海人，也归队了。他们当年最喜欢裴多菲的诗——我是你的，我的祖国！都是你的，我的这心、这灵魂；假如我不爱你，我的祖国，我还能爱哪一个呢？

不可否认，世间难有不朽，文字也会过时。穿越时光之海，拨见返璞归真；又见人间11月，你们远征的日子。来到重庆75年后的今天，3800名上海老兵几乎全部归队了。

谨以此，致敬并纪念二野西南服务团的老兵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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