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2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在重庆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意见的报告》。这份文件宣告了重庆作为全国第一个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大城市的诞生。这也是决策者和一些经济学家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反复论证的结果。

▲20世纪80年代，重庆和平电影院前的街景。

一份决定性的研究报告

1978年10月，四川省率先在宁江机床厂、重庆钢铁公司等6家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到1981年底，全国实行经济责任制的工业企业达4.2万多户。

随着企业扩权试点的扩大和深化，城市综合改革试点顺理成章地提上日程。

当时一些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蒋一苇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林凌等纷纷把改革的目光投向重庆。

1982年4月，他们在向国务院上报的《从首钢看体制改革问题》内部研究报告中，建议在重庆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得到国务院领导的原则赞同。

随后，蒋一苇和林凌等专家在重庆经过几个月的调研，形成了“城市是经济中心”的概念，对城市所具有的经济集散功能、吸引功能、辐射功能、服务功能有了新的认识。为此，调研组主张对城市的体制进行改革，发挥重庆的经济中心作用，带动周围地区的发展。

1982年11月，他们以内部研究报告的形式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在重庆进行综合改革试点的几点建议》。报告突出了四点：

一是突出了重庆经济关系的复杂性，搞好了重庆市的改革，可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提供实践经验，有利于发挥重庆及其他城市经济中心的作用。

二是突出了重庆是改革最早、改革领域最为广泛、改革坚持最好的城市之一，领导和群众对改革有强烈的要求，有了一支初具改革经验的干部队伍。

三是突出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过去曾讲过的关于重庆实行计划单列的意见。1978年，邓小平视察四川时指出，重庆的计划可以单列。

四是突出了“点内试”的原则。将“点”封闭起来，在“点”内打破常规，大胆试行一些特殊的体制和政策。

这四点意见，对重庆进行综合改革试点起了重要作用。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吃螃蟹者”

遵照国务院批示，国家体改委和四川省委、省政府的负责同志于1982年12月下旬到重庆，同重庆市委、市政府的负责同志交换了意见。

1983年1月10日，重庆市委、市政府正式将修改后的《关于在重庆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意见》报送四川省委、省政府并请其转报党中央、国务院。

1983年2月8日，党中央、国务院发出7号文件，正式批准在重庆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

文件明确指出：“在重庆这样的大城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的试点，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各项改革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决策。认真搞好这个改革试点，对于进一步搞活和开发我国西南的经济，探索军工生产和民用生产相结合的新路子，以及如何组织好以大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都具有重要意义。”

不久，国务院办公厅又专门发了一个文件，要求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大力支持重庆改革。此外，中央还给了一些特殊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有四条：

一是同意重庆在计划体制、企业管理体制、流通体制、财政税收金融体制、劳动工资体制以及工资奖励制度上率先进行改革。

二是赋予重庆相当于省一级经济权力，国家对重庆实行计划单列。

三是原则上中央和省在渝企业下放市管。

四是扩大重庆面积，永川地区与重庆合并，实行市带县体制。这些带有突破性质的政策，为重庆的改革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也为重庆搭建了一个特殊平台。

“摸着石头过河”

试点初期，由于没有现成的模式和先例可供借鉴，加之国家和重庆财力有限，改革几乎是走一步瞧一步，既势在必行，又实在难行。可以说，重庆进行的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1983年至1987年综合改革试点期间，重庆展开了一系列有益探索：进行“利改税”和工资奖励制度改革；探索军工生产和民用生产相结合的新路子；进行老企业技术改造；外贸体制改革，打通长江通道，发挥重庆内河外贸港口作用；以城市为中心合理组织商品流通，进一步搞活经济。

以企业联合改组提高生产效益为例，重庆钟表工业公司同重庆市内和友邻县的14家工厂企业及成都、贵阳、昆明3家手表厂联合经营，在3年时间里把山城牌手表的年生产能力从50万只提高到140万只，并使原来只能生产零配件的成都、贵阳、昆明3家手表厂很快生产出“蓉城”牌、“筑城”牌、“春城”牌手表。

改革试点不仅改善了基础设施，还体现在交通、生活水平等方方面面。1983年，重庆市委机关多个处室只有一台手摇电话机。到1984年底，5万部电话落地重庆。

试点后的重庆，经济实力明显增强，中心城市地位进一步凸显。改革试点期间，重庆经济总量快速增长，GDP年均增长14.1%，而当时中国平均水平是12%。

对外开放方面，重庆市与外地签订各种经济技术协作项目3546项，吸引外地投资3.6亿元人民币；同世界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经济贸易和友好协作关系。

这场改革试点也为1997年重庆直辖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