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周恩来这三个字，敬意都会从亿万国人心底油然而生。他的人格风范为人称颂，历史功绩丰碑永树。重庆是一个与周恩来有着密切关系的城市，他与这里的人民有着血肉深情的联系。

1938年12月至1946年5月，周总理在重庆生活战斗了8年。他老人家非常留恋这里的山和水，关心着山城的人民。解放后，周恩来总理在工作百忙中四次亲临重庆。

1938年12月中旬，周恩来带着抗战的硝烟来到重庆组建中共中央南方局，一直到1946年5月离开山城，东迁南京，周恩来在重庆战斗、工作、生活了八年。在这八年艰苦卓绝的山城岁月中，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广大党员栉风沐雨、运筹帷幄，顶逆流、历艰辛，在国民党统治区极其复杂的情况下，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贯彻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为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全民族抗战，推动抗战民主运动的发展，提高共产党在全国的威望及世界影响，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同时更是留下了许多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传奇故事。

周恩来1938年底至1946年5月在重庆南方局将近八年多的战斗生涯。这是周恩来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之一。他代表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进行国共合作、促蒋抗日的谈判，领导南方局、国统区和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军队工作、统战工作及宣传文化教育工作。充分展示了周恩来过人的智慧、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丰富的个人情感和人格魅力。

01

足迹之旧居

周恩来在重庆的故居有两处，一是红岩村13号，即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二是曾家岩50号。红岩村13号就是现在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曾家岩50号就是被称作周公馆的地方。

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有办公楼、礼堂、招待所、托儿所、厨房等5幢土木结构房屋。南方局领导机关及机要电台部门秘密设在二、三楼内。周恩来、叶剑英、王若飞、邓颖超等人曾在这里长期坚持工作。当时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都设在红岩村。1945年，毛泽东同志从延安到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43天内，也住在红岩村13号。因此，当年的红岩村成了举世瞩目的政治活动中心。

为了便于和社会各界人士来往，1939年2月邓颖超以周恩来名义租下曾家岩大部分房屋作为南方局部分办公、住宿用房，对外称周公馆。实际上周公馆是中共中央南方局部分机构所在地。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林彪、王若飞等人在渝期间也常住于此。

在周公馆外面，距大门右边百米之遥是特务头子戴笠的公馆，左边毗邻国民党警察局派出所。周公馆的内部环境也非常有趣，主楼的底层和三楼的全部以及二楼东边的三间房屋为南方局租用，其余分别租给了时任国民党中央抚恤委员会主任秘书刘瑶章和国民党上层人士端木恺以及时任重庆市市长贺耀祖的夫人倪斐君领导的“战时妇女服务团”。这样就形成了国共两党人士同进一个院、共住一栋楼的有趣现象。住在这里的国民党人士虽同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人员共同进出一个大门，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息，但互相几乎没有往来，却也相安无事，亦不失为抗战期间国共合作的一段佳话。1958年董必武重返曾家岩50号时，曾题诗一首“八年抗战此栖身，‘三打维支’笑语新。戴笠为邻居在右，总看南北过门人。”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周公馆当年的内外环境。尽管曾家岩50号周公馆的内外环境如此复杂险恶，但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却八年如一日，坚持战斗和生活在这里，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壮大和巩固而不懈努力。

02

足迹之会客

周恩来在重庆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新华日报》民生路营业部旧址位于重庆市渝中区民生路中段北边。此楼建于20世纪30年代，建筑面积274平方米，原为四川聚兴城银行修建。1940年8月，原设在重庆西三街12号的《新华日报》营业部被日机炸毁。《新华日报》租下了这栋位于当时重庆“文化街”上的三层楼房作为营业部门市和办公用房，于同年10月27日迁此对外营业和办公。周恩来、董必武等南方局领导人常常在营业部二楼会客室与国统区有关各界人士、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秘密会晤和交谈。三楼是《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在城内的办公住宿用房和报馆记者临时住房及营业部工作人员、报丁报童住房。

1945年10月，周恩来应西南实业协会邀请，出席“星五聚餐会”作演讲，这次演讲的地点就是西南地区实业家们聚集的场所——白象街。在这次演讲上，周恩来针对抗战胜利后的时局，他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政策，提出希望民族资本家要有远见，同中国的广大劳动者一道，共同奋斗，争取和平与民主，以求中国工商业的发展。他说：“中国不但要政治民主，经济上也要民主。工商界应推代表参加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决定施政纲领和修改宪章。”

1940年9月，第二次反共高潮前夕，国民党借口改组政治部撤销了第三厅，委派张治中为政治部部长。周恩来去找张治中，说：“第三厅这批人都是无党无派的文化人，都是在社会上很有名望的。他们是为抗战而来的，而你们现在搞到他们头上来了。好！你们不要，我们要！现在我们准备请他们到延安去。请你借几辆卡车给我，我把他们送走。”

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工会于1940年11月正式成立，郭沫若任主任委员，阳翰笙任副主任委员，沈雁冰、沈致远、杜国庠等10人为专任委员；舒舍予（即老舍）、吕霞光、张志让等10人为兼任委员。天官府7号和乡间赖家桥全家院子两处办公。委员会成立后，虽不能像第三厅那样开展轰轰烈烈的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工作，但它的成员以其自身的专长著书立说、讲学论争、从事文艺创作，一样在文化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03

足迹之谈判

桂园位于重庆市渝中区中山四路65号，毗邻重庆求精中学，是一个独立的小院，大门临街。1939年张治中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一处主任（分管军事）时租下的。迁居入住时，张治中亲手种下桂花树，并启用父亲“桂徽”名字，将此小院命名为“桂园”。

1945年8月重庆谈判期间，张治中将此处作为毛泽东在重庆期间办公、会客的地方。1945年10月10日，毛泽东与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同国民党代表在这里进行谈判，并签订了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建国后周总理也没忘记重庆

他先后回到这个战斗过的地方四次

1955年3月24日，中共重庆市委指示市公安局，务必做好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亚非会议途经本市的安全保卫工作。这是建国以后周总理第一次回到重庆。

因为在这里有非比寻常的战斗经历，周恩来回渝后自然要去周公馆看看。当时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当周恩来和随行人员步行来到周公馆门前时，竟然吃了个“闭门羹”，周公馆的钥匙被市委工作人员拿走了，无法进门。周恩来一行只能在旁边的派出所（该派出所是抗战时期原国民党警察局六分局曾家岩分驻所，其主要任务就是监视周公馆来往人员、掩护特务活动等等）等候。

1957年2月8日，周恩来总理、贺龙副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出访欧非6国后回国，由昆明乘飞机到重庆休假。这一次的重庆之旅，周恩来总理会见了不少老朋友，关心他们的生活过得怎么样，还非常重视重庆的文艺和师范发展。

1958年，周恩来总理乘坐“江峡轮”过荆江大堤考察三峡。3月5日晨，船停长寿，在省委书记阎红彦、市委书记任白戈陪同下，周总理一行视察了狮子滩电站。周总理为电站题词：“为综合利用四川水利资源树立榜样，为全面发展四川经济开辟道路。”中午，周总理接见了长寿湖农场干部，他盛赞长寿湖是个好地方，勉励大家把长寿湖建设好。

傍晚，“江峡”轮停靠重庆朝天门码头，周总理下榻市委一号楼。第二天作考察三峡工作总结。3月7日，周总理一行到北碚，在北泉公园草坪上与西南俄文专科学校师生交谈。

1965年9月24日，柬埔寨王国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在陈毅副总理和夫人陪同下，乘专机从成都抵渝访问。当日上午，周总理也专程从北京飞渝。下午，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夫妇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在大田湾体育场观看柬埔寨王国体育代表团足球队同重庆市足球队的一场友谊比赛。

周恩来总理对重庆有很深厚的感情，这里是他长期工作、战斗过的地方。无论是繁忙工作中，还是身处逆境时，无时不在关心着山城人民，关心着重庆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老人家虽然离开我们已经48年了，但重庆人民永远怀念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