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学院旧址、原国民参政大楼一瞥

□胡平原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南京创办的“晓庄师范”，在上海创办的“山海工学团”“报童工学团”，在重庆创办的“育才学校”“社会大学”轰动全国，闻名遐迩。但是，如果说到他和李公朴先生在重庆创办的“星期学院”，相信很多人都会觉得陌生。

协调学习时间

星期学院就这样创办了

1946年1月15日，在中共南方局的大力支持下，陶行知在重庆创办了社会大学，同年2月10日又创办了星期学院，比社会大学晚了20多天。

星期学院上课地点在民生路151号《民主报》营业部楼上。为什么要创办星期学院呢？因为社会大学开学后，从周一到周六每晚6点30分至9点50分上课，后又改为每晚7点至9点。重庆地处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当时两条江上没有一座大桥，而过江轮渡每晚9时就收班，市郊学生下课后已无法过江，不少社会大学学生没法坚持学习。还有在报社做校对、在小学做教师、在电信部门当工人的青年，如李汝农、刘诺夫、李庆林、韩公陶、杨清声、杜竹君等虽在市区工作，也因上班时间等原因，虽在社会大学报了名，但也很难坚持每天按时到校听课。

一些同学就向陶行知和李公朴述说这些困难。陶先生历来热心教育，对青年十分爱护，听说大家学习有困难，当时正值政协会议期间，政治形势比较宽松，又得到中共南方局的大力支持，因此陶行知、李公朴就决定创办星期学院，以满足进步青年的学习愿望。他说：“社会大学是夜校，有些职业青年晚上不能来，只有星期天才有时间参加学习，现在办个星期学院就能解决问题了。虽然大家每周只学习一天，但只要坚持学以致用，同样可以学好。”于是，他和李公朴做负责人，并指定当时住在《民主报》营业部楼上的社会大学教务员翁维章兼做星期学院的行政事务工作，负责聘请教师，组织学习。就这样新年刚过，星期学院就办起来了。

躲避当局检查

星期学院改名星期研究会

社会大学学生多，要分系；星期学院学生少，学习时间有限，因此不分系。该学院每周日上午、下午各上四个小时的课，每门课程两小时。开学时，翁维章宣布了校方决定，课程内容有政治、经济、法律、文学四科，都在同一天的上午、下午分别进行授课。2月10日星期学院开学后，就是按照这个安排进行的。各门课程的授课老师是：政治教师张友渔、经济教师许涤新、法律教师何思敬、文学教师何其芳。每门课程都从专业基础理论讲起，有学术性，有深度。

全校近30名学生学习热情很高，中午绝大部分人只在街头小食店吃碗阳春面或啃个烧饼，然后就回到教室等候上课。下午上完课出来，街头的路灯都亮了。遗憾的是，一个多月之后，由于时局动荡，有些老师因参加政治活动而无暇前来授课，有的又离开了重庆，因此，除张友渔的政治课外，其他科的老师经常更换。法律课则由现职律师林亨元等人轮换着来讲授，文学课也不可能固定由一人担任，何其芳不能来，就请田汉、安娥、丁易等来讲课。就在星期学院开学约一个半月后的3月末，教务员翁维章上课时突然宣布：遵照陶行知校长的指示，即日起，星期学院更名为星期研究会，并立即更换了印章。在宣布更名时，翁维章只简单说了几句继续学习的话，未作更多的解释。事后，大家才从他那里弄清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在3月19日那天，教育局的官员奉教育部指示去管家巷社会大学检查，指责学校没有正式履行备案手续，没有充分的筹备金，没有校舍，太简陋，不符合起码的大学标准，应予停办。陶校长当即顶了回去，“‘简’则有之，我们承认。只有‘简’才容易行。特别是在中国，不需要洋房、基金、立案之类的东西，需要的是新的大学之道。说我们‘陋’则不同意。《陋室铭》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我们社会大学有热心的教授，有好学的青年，有新的大学之道，君子办之，何陋之有？”陶校长的驳斥虽使前去检查的官员理屈词穷，但他们并没因此善罢甘休。事后，陶行知和李公朴很自然地想到了星期学院，如果让国民党当局知道还办了个星期学院，必然会找借口刁难，于办学十分不利。因此，陶校长决定换一个名称，将星期学院更名为星期研究会，不给对方留把柄，因为研究会之类的群众团体当时随处可见。当然，名字改了，学习计划仍按原定的进行。

1946年4月10日，陶行知离开重庆去上海，跟随他多年的教务员翁维章随行。星期学院（星期研究会）的学生坚持学习的热情依然很高，大家推举田钟灵接替翁维章为同学办事，负责聘请教师，组织学习。当时田钟灵是班上年龄最小者，又是报社记者，时间安排上比较自由。而在此之前，田钟灵曾在由郭沫若领导的重庆杂志联谊会办的政论性小报《联合三日刊》做过校对，与编委马寅初、邓初民、施复亮、李公朴、张雪岩、吴藻溪、夏白等都见过面，一旦请其中的人来讲课，人家不会感到陌生，而张友渔则是田钟灵在社会大学新闻系就读时的老师。

陶行知去上海后，参加学习的同学仍有近30人，学习仍按惯例进行。1946年五六月间，由于抗战时期内迁重庆的外地公教机关陆续迁回原来的城市，在那些公教机关工作的同学也相继随原单位离去，学生一下子降到十余人。于是，大家在坚持学习的同时，也小心谨慎地相互介绍一些人来上学，但人数经常只保持在20人左右。那时追求进步、渴求知识的青年是很多的，但国民党特务活动猖獗，他们不得不严加提防。因此，除非是比较了解的人，他们是不敢轻易介绍谁来参加学习的，学生人数也就不可能有很多。社会大学开学时，四个系的学生也就100多名，其原因也在此。

星期学院坚持上课到六七月份，又出现了新情况。《民主报》设在民生路的营业部撤销了，楼上租赁的房屋退还给了房东，星期学院的教室没有了。于是，学生只好转到管家巷28号育才学校去上课。在那里授课的有张友渔、沙汀、苏永扬等人。

管家巷育才校舍也是社会大学上课的地方，地处偏僻小巷，但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那里也不甚安全。于是，星期学院开始实行游击战术，不断变换上课地点，特别是到了1946年底更是如此。

田钟灵的工作量也增大了许多：往往是确定上课地点后，田钟灵先去曾家岩中共四川省委机关（即周公馆）向张友渔老师或别的老师报告，然后再一处处通知上课的同学。那时除了在民生路、管家巷这两处上过课外，他们还在基督教女青年会楼上、保安路社交会堂原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教室上过课。其中在民治新闻专科学校上课的次数比在别的地方多些。抗战结束后，民治新闻专科学校迁回上海，上几届的校友在原址办了个属于中等专业学校性质的民治新闻学校，负责人是民盟骨干或共产党员，借教室很容易。在那里讲过课的，除张友渔老师外，还有邓初民、焦敏之。此外，田钟灵还和民治新闻学校负责人李维羲、项扬惠一起，用两个组织联合邀请的名义，由田钟灵去邓初民的住地半山新村，请他专门到民治新闻学校作过一次政治形势报告，以增强进步青年对民主革命必胜的信念。

中共大力支持

星期学院有不少党员教师

星期学院（星期研究会）从1946年2月开学，到1947年2月奉党组织指示离开重庆到梁平一所中学为止，办学为时一年。来学院学习过的校友50多人。先后来上过课的老师有张友渔、邓初民、许涤新、何思敬、林亨元、田汉、何其芳、沙汀、安娥、董作宾、焦敏之、苏永扬、丁易等。

《民主报》营业部楼上有一个近20平方米的空房间，星期学院成立前只每周六晚上有音乐家夏白领导的民主合唱团在那里练歌（星期学院成立后，其中部分人成了星期学院的学生）。而翁维章则住在大厅旁边，他每周一至周六为社会大学的事已够辛苦了，在那儿上课不致使他过于劳顿。还有一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分散一些不易被国民党特务察觉。民生路虽然地处市中心，街道却陡而窄，小商店多，行人川流不息，几十个人来去不引人注意，远比管家巷安全方便，当时史良大姐和其他一些知名人士路过这里都常到楼上小坐歇脚，民盟中央还在楼上最里面的一间屋开过常委会。而僻静的管家巷自社会大学在里面上课后，国民党特务一直盯得很紧，教务员翁维章只好堵在门口一个个辨认是否是学生，不认识的还要出示学生证。同学们下课后经过长长的小巷常常是结伴同行，有时还要护送老师到大街上之后才分手，到了后来情况自然就更加严重。

星期学院得以长期坚持下去，主要靠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张友渔的支持，教师大多是中共安排的党员教师。李公朴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陶校长病逝之后，政治形势逐渐紧张险恶，但张友渔无论怎么忙、处境怎么危险，仍坚持每周来讲课，从不中断。偶然因特殊原因不能前来，他也叫机关通讯员按时送个便条来通知。记得特务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那天，学员们正在管家巷28号社会大学一间教室等候他来上课，省委机关通讯员突然送来了张友渔的便条，上面写道：“杨竞并其他同学：听说今天有暴徒来，我得在家里等他们。”后面是一个草书的签名。张友渔不仅自己坚持上课，还为他们推荐党员教师。焦敏之、苏永扬就是经他推荐，由田钟灵去请来的。他还不断地对田钟灵进行安全教育，对青年极为关怀。每周上课前，田钟灵去省委机关向他报告上课地点出门时，他总要叮嘱：“对面情况复杂，最好从左面围墙绕道回去。”省委机关左面是任家花园，围墙很高，有小路绕道通大街，围墙附近没有人家，可以避过街对面特务的监视、跟踪。在这方面，他不仅口头教育，还身体力行地示范。

1946年11月的一个周日下午，张友渔老师正在民治新闻学校的一间教室为学员讲课，天渐渐黑下来了，田钟灵去开灯，他立即制止叫不要开。因为教室距大街近，门前又是个可以随意出入的敞坝子，灯光会引来注意的目光。正是张友渔老师的经常提醒，学员们即使参加民主活动也小心谨慎，且不打星期学院的招牌。李公朴、闻一多先生追悼会筹委会、陶行知先生追悼会筹委会是打出了牌子的，因为陶行知、李公朴两先生是星期学院的负责人，但使用的都是“星期研究会”这个名称，排名紧靠在社会大学后面，明眼人一看便知。

这样一来，国民党当局始终不知道陶行知除创办了社会大学之外，还办了个星期学院。正像社会大学一样，星期学院也是陶行知先生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四川省委的支持下办起来的。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