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2005年，面对前来看望的国家领导人，94岁的钱学森提出了后来产生广泛影响、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2025年是钱学森归国70周年，也是“钱学森之问”提出20周年。20年过去，虽然中国科技实力、综合国力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但“钱学森之问”至今仍在人们耳边回想，其深刻内涵仍值得深思。

尤其是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作支撑。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

从“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到“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仔细回味、研究钱学森之问这一“世纪之问”和20年来的发展变化，给人深刻启迪：“钱学森之问”究竟蕴藏着怎样的深刻内涵？中国的大学究竟怎样才能进一步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办学？怎样才能产生更多“独特的创新的东西”？究竟怎样，才能“冒”出杰出人才、推动国家“发展起来”？

三重内涵：深入解读“钱学森之问”

仔细回味“钱学森之问”的来龙去脉，深入剖析其深刻内涵，不仅是教育质量问题，更蕴含了钱学森对国家发展、人才培养的系统思考，蕴藏着“三问”。

第一是国家发展之问，即强国之问：钱学森将人才问题提升到国家发展全局高度。他指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缺乏杰出人才。他将人才供给质量与国家发展质量紧密相连，人才供给水平和质量决定着国家发展水平和质量。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时期，实现高素质人才供给自主可控已成为国家的根本需求。

第二是教育模式之问，即创新之问：钱学森给看望的温家宝总理“补充一个问题，就是人才的创新能力问题”，后面两次强调“创”——一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二是“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创新之问，直指高等教育弊病——过度标准化培养与创新模式缺失。

第三是人才成长规律之问，即人才之问：钱学森仅仅用一个“冒”字，就深刻启迪人们思考人才成长的特殊规律：究竟应该建立怎样的体制机制，让人才尤其是杰出人才“冒”出来，甚至像雨后春笋般“冒”出来？这里所指的“杰出人才”，是科技领军人才，或者在某一科学领域开创新方向和新疆域、非同一般的人才，或者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顶尖科技人才。

三大瓶颈：妨碍杰出人才“冒”出

多年来，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和研发人员总量均居世界第一，但是“钱学森之问”所提出的“杰出人才”短缺问题依然存在。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举行的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指出，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顶尖科技人才不足，必须进一步增强紧迫感，进一步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抢占科技竞争和未来发展制高点。

客观分析原因，三大瓶颈妨碍了杰出人才的“冒”出和涌现。

一是过度标准化：当下的教育评价体系仍存在过度追求标准化的问题，从幼儿园到大学，过度强调标准答案的教育模式，应试化教育落入标准化答案的窠臼，严重制约了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虽然党和政府鼓励敢于担当、敢为天下先，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但是在应试教育面前，“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还是不易“破壳而出”，更别说从0到1的原始性创新。

二是创新土壤还不够丰腴：有观点认为，难出大师的主要原因在于时代而非教育本身。在信息化时代，海量信息使人们根本没时间思考“大问题”，没有思考，也就难成大家。

三是人才评价窄化：教育问题具有复杂性，在17世纪，牛津和剑桥大学过于“自由”，质量低下；而19世纪的德国大学在政府管制下却办到世界顶尖。这警示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中西方教育制度对立，而应辩证看待自由与控制的平衡。

宝剑锋从磨砺出，不拘一格降人才。三大瓶颈，事关人才培养的环境、标准等问题。面对创新之问、人才之问、强国之问，进一步回应“钱学森之问”、破解杰出人才培养这一重大问题，亟需系统思维、系统施策。

政策建议：为人才“冒出来”培育土壤

最近，钱学森先生之子钱永刚在人民日报撰文《父亲钱学森的艺术修养》，提出了“钱学森为什么是钱学森”这一引人深思的命题，并指出：艺术赋予他的灵感、直觉、想象力与人文温度，与其严谨的科学逻辑思维激荡碰撞，终成颠覆性创新的不竭源泉。

回答“钱学森之问”，培育更多杰出人才，甚至像钱学森那样的杰出人才，需要系统化改革，为人才涌现创造良好生态。

一是鼓励交叉：从小就培养多方面兴趣爱好，学科学的学点艺术，学艺术的懂点科学。鼓励科技工作者汲取艺术灵感，支持艺术家运用科技手段，培养兼具科学理性思维与人文艺术素养、能进行“大跨度宏观形象思维”的复合型人才。鼓励青少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深入实践和生活，破解难题。

二是理念转变：从“唯分数”到“全面发展”。应当从唯分数论转向全面发展，注重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和批判性思维。创新的火种可以诞生在标准答案之外。教育理念需要从“育分”转向“育人”，承认每个学生都有独特的发展节奏和潜能特质。除书本知识外，从小培养毅力、锻炼意志，潜移默化之中培养大格局、树立大目标。

三是深化改革：多把尺子“量”人才。要破除成果“堆数量”，为更多杰出人才“冒”出来培育土壤。不拘一格降人才，为偏才、奇才发展开辟通路。改革需要改变“行政化”、“官本位”倾向。在推动有关学科发展、解决国家有关问题时，必须改变现在盛行的“行政化”、“官本位”倾向，以使团队真正发挥作用。

四是扩大开放：吸收世界先进经验。要以更宽广的国际视野、更深邃的战略眼光，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需要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但这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在借鉴中的超越。

未来展望：超越“何时出大师”的执念

出现在东邻日本的现象，值得深思：本世纪25年时间里，日本已经有21位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项获奖者（包括三名美籍），几乎平均每年都有1人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项。

为何日本如此“盛产”诺贝尔奖得主？结合“钱学森之问”的回答，似乎不能执念于“何时出大师”，而要深耕人才“冒”出来的土壤。

放眼全球，国际科技竞争正向基础前沿前移。在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中，人才是根本竞争力。直面“钱学森之问”，象征着国家将杰出创新人才的培养上升到国家战略的核心层级，致力于改良人才生长的“土壤”，而不仅仅是急于采摘“果实”。

当国家处于技术追赶阶段时，模仿和集成创新或许够用。但当面临封锁，需要开辟新赛道时，破解“钱学森之问”就从未像今天这样紧迫和必要。

“钱学森之问”没有终极答案，它是一把永不生锈的标尺，丈量着每一代人的担当。

当我们不再执念“何时出大师”、不再执念于诺奖梦，而是深耕人才“冒”出来的土壤，以问题为导向，瞄准大目标，鼓励真的创新，创造“独特的创新的东西”，彼时中国，自会有属于那个时代的钱学森们，站在我们今日搭建的阶梯上，提出新的创新之问。

中国教育始终在做一道独特的证明题：它不需要亦步亦趋，不着急摘果，而是改良土壤、久久为功，培育一片片森林。

敢于担当，敢为天下先，敢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新征程上，有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的统一领导，有新型举国体制的不断健全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不断强化，有理由相信，一个个、一批批、一代代钱学森式“大师”和“战略科学家”一定会在中国大地上不断涌现。

（作者李斌，“钱学森之问”报道者、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大数据驱动的生命科学研究范式变革”子课题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