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药不灵了。”这是多年来各地植保系统技术人员面对二化螟时最常说的一句话。6月中旬，全国农技中心召集13个省市的水稻植保骨干，在浙江省绍兴市召开二化螟科学用药防控技术培训班。在杭州市萧山区的一处示范田观摩现场，田间试验牌显示，二化螟防效达89.12%、93.6%。这个数字让不少人心里一动：二化螟“闹”了这么多年，是不是终于有了新的解法？

培训班上传出的信号也印证了这一点。今年，二化螟总体大发生，防控形势严峻，全国农技中心明确推行“一沤二诱三用药”的技术路径，耕沤灭蛹压低基数、理化诱控杀灭成虫、关键时期精准用药。针对长江中下游等抗性重发区，要求慎用或暂停使用氯虫苯甲酰胺等已产生高水平抗性的药剂，通过交替轮换用药延缓抗性发展。治螟的思路，正在从单一依赖化学农药转向综合施策。

“打不死的二化螟”背后，抗药性困局何解？

萧山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农业站专家黄福旦跟二化螟打了十几年交道。他记得清楚，从2016年开始，原来管用的药剂就“打不下去了”。“二化螟一共有六龄，一到二龄去打效果都不差，三龄四龄打效果就打折扣了，五六龄去打就打不死了。”黄福旦说。

问题不止出现在萧山。今年，二化螟全国预计发生面积2.3亿亩次，多个主产稻区呈大发生态势。更棘手的是抗药性。2025年的监测数据显示，长江中下游和华南稻区的二化螟，已对氯虫苯甲酰胺全线产生高水平抗性。

抗药性怎么来的？用药次数太多、药剂太单一。可农户也有苦衷：二化螟越冬代成虫羽化期长达一个半月，边羽化边产卵，后代世代重叠，不用药就等着减产。高茬收割、秸秆还田，再加上不同熟期水稻品种插花种植，这些生产方式给二化螟提供了几乎不间断的栖息危害场所。“大户规模上来了，打一次药几万块，效果还撑不了多久，压力确实大。”萧山区戴村镇丁科伟家庭农场的负责人丁科伟颇为无奈。

一边是防治窗口期越来越短，一边是防效越来越没底，出路只有一条——找到更绿色、更管用的新路径。

补齐生物农药的短板，靠什么？

培训现场展示了一款复配生物农药，引起了参会者的注意——10.5%乙基多杀菌素·苏云金杆菌悬浮剂。乙基多杀菌素主打速效，苏云金杆菌主打长效，两者作用机制完全不同，没有拮抗，只有协同。

生物农药具有对人畜安全、对天敌友好、环境兼容性好的优势，但也有两个“天生短板”：见效慢、持效短。现场技术讲解员坦言：“一般的生物农药打下去一个星期以后基本上就没有效果了。”

萧山区的示范田能达到89.12%和93.6%的防效，关键在于应用了溧阳中南化工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9708”表面活性剂技术。该技术赋予农药药液强粘着、高渗透、耐雨淋、防光解、抗氧化等特性，解决了生物农药的应用痛点。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的检测数据显示，加入“9708”后，叶面药量增加了52.3%，持效期延长了6天，防治效果提升了10%到15%。

事实上，这项技术最早并非为水稻研发。溧阳中南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保林一直在一线从事农药研发，深知生物农药的短板在哪里。“‘9708’最早是我们在小麦赤霉病防控中反复打磨出来的，当时就想解决药效不稳定、持效期短的问题。”陈保林说，后来发现这个思路同样适用于水稻二化螟的防控，其核心逻辑是一样的——让有效成分在作物表面待得更久、进得更深。

黄福旦评价称：“生物农药对生态影响小，而且更有针对性。我们的绿色防控示范区对生态非常注意，以前田里青蛙很多，后来基本上看不到了，现在用药更科学，又开始有了。用更环保、效果更好的药剂，对生态友好，对人也友好。”

不过，从一块示范田到一个县的推广，中间还有不少关卡要过。这类生物农药的登记时间较长，从研发到进入市场往往需要数年，而虫情不等人。更关键的是配套推广体系，基层农技人员有限，新药剂的使用技术如何快速传递到千家万户，仍是一个待解的难题。多位参会代表呼吁，应加大绿色防控技术的培训频次和覆盖面，让更多农户不仅“用得上”，还能“用得好”。事实上，全国层面已有部署，《2026年农技员进村包户联主体农技行实施方案》已将“虫口夺粮”保丰收列为重点任务之一，组织五级农技体系下沉一线，确保技术到田、服务到户。

少打两次药，大户省下一辆车

丁科伟的300亩地，今年全部采用了新方案：第一次5月中旬用药，第二次6月上旬用药。两次，解决问题。

他算了一笔账：以前人工打药，四个人一天打60亩，光人工就得800块钱，现在用无人机，两个小时全干完。更重要的是省次数。“别的药持效期只有一周左右，10天左右就要打一次药；这个药持效期有20天，刚好能覆盖从卵孵高峰期到下次综合用药的窗口期。”丁科伟说。

少打一次药，对大户意味着什么？黄福旦算得更宏观：“萧山现在有好多几千亩的大户，打一次农药至少是几万块钱或者十几万块钱。少打一次药，那就是一辆汽车。”

从散户时代的“不计成本”到大户时代的“精打细算”，用药逻辑正在发生根本变化。以前，单季晚稻要打8到10次农药，现在在萧山区，平均只打2次多一点。减药的动力，一方面来自政策引导，2026年全国绿色防控技术应用占比要求不低于60%，浙江省对生物农药使用面积也有明确要求，各地需定期上报；另一方面也来自大户自身的经济理性，毕竟，每一次施药都是真金白银。

丁科伟的田埂上种着香根草和花卉，那是“生物治理”的一部分——诱集害虫，培育益虫，减少打药。他的农场有专门的植保服务团队定期普查虫情，“查完以后我只报亩数，团队说5天后要打药了，我就直接报给他们。”丁科伟说。

培训结束那天，田里的稻苗青青，长势正好。丁科伟站在田埂上感慨：“现在种田跟以前不一样了，飞机打药，农技人员定期来查虫，新药也比以前靠谱了，省心不少。”这句话听起来轻松，背后却是一整个防控体系的迭代：从农户的用药习惯，到植保部门的技术推广，再到农药企业的研发方向，每一个环节都在经历一场静悄悄的变革。二化螟还在“闹”，但治它的思路，已经悄然升级。

农民日报全媒体记者 方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