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源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于晓风 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影视文化艺术传播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李厚宏 湖南省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副县长

▲王修设 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王堰村党总支书记

文化润心，靠的不是说教，而是参与。推进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讲大道理没用，要让群众在参与中感受、在创造中认同。

乡村文化是乡村振兴的精神根系，新大众文艺的蓬勃兴起为农民从文化“旁观者”走向“创造者”搭建了时代桥梁。7月16日至17日，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山东省临沂市召开，乡村优秀文化如何浸润文明乡风成为大会热议的话题。绵延上千年的乡土文化传统，如何在新时代焕发出新活力？当农民从文化的“旁观者”变为“创造者”，乡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怎样的深刻变化？文化润心、以文化人，又如何从理念转化为基层治理的切实成效？本期《对话》邀请刘源、于晓风两位专家和在地方从事相关工作的李厚宏、王修设展开交流讨论。

村民主动参与乡村文化活动，关键在于“我的生活被看见了”的主体性觉醒

主持人：文化润心，但“润”的前提是村民主动参与文化活动、相信文化的力量。请您结合实践谈一谈，《吕氏乡约》可以传承千年，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王堰村的红白理事会规矩能推行下去，其背后让村民信服的力量来源是什么？

刘源：这种力量来源于它根植乡土熟人社会的自治与德治智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努力从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形成和积累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和智慧，延续文化基因，萃取思想精华，展现精神魅力。根植乡土的古老规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扎根民间的鲜活载体，更是传统乡土社会自治与教化的智慧结晶。

《吕氏乡约》是北宋时期吕氏兄弟于公元1076年在今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制定并推行的一部乡里公约。从南宋时期开始，《吕氏乡约》不断得到修订。在传承中，乡约所蕴含的道德理念、治理智慧与人文精神不断得到继承发展、创新转化，深刻影响了此后千年的乡村治理格局。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民间乡约，《吕氏乡约》跨越千年沿用传承，成为传统基层自治、乡风文明、社会秩序的文化基石，深度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

王修设：力量来源于“一颗公心”和“管用”。我们村红白理事会设立了“大总”，作为村里红白喜事里的“管事人”，一般都是由最熟悉本地风俗习惯、做事靠谱的人担任。我们村的红白喜事改革已经有10年了，村民能信服我们，能遵守村里的规矩，是因为“大总”办事不偏不倚，且新规矩确实给大家省了钱、省了事。村民看到“大总”是真心为大家好，规矩又能解决实际问题，自然就信服了。

主持人：在“信服”的基础上，要实现乡村优秀文化接续传承，实现村民主动参与乡村文化活动，最关键的情感或心理纽带是什么？

李厚宏：关键在于能否引发群众跨越时代的情感共鸣。以我们湖南省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的大戊梁歌会为例，能够跨越三百余年代代相传、长盛不衰，根本原因在于它深深根植于群众的生产生活，连接着群众的情感。肖女和闷龙的动人传说，寄托着人们对真挚爱情、自由平等、美好生活的永恒追求，这种价值追求跨越时代，不断引发群众情感共鸣。长久以来，歌会不只是青年男女以歌相会的平台，更是湘桂黔边区侗族村寨联络乡情、传承文化、睦邻交往的公共空间，深度融入民族日常。

大戊梁歌会承载着侗族人对纯真爱情与自由平等的永恒向往，满足了以歌抒怀、以歌会友的精神需求；更通过共缅肖女闷龙的集体记忆，持续强化“歌养心”的文化传统与族群认同。可以说，大戊梁歌会早已超越“侗族情人节”单一标签，成为侗族群众共有的精神家园。

于晓风：关键在于“我的生活被看见了”的主体性觉醒。以山东青岛北梁家庄村拍摄短视频“出圈”的例子来说。一开始村里召集群演，只来了4个人，这是因为村民觉得这件事跟他没关系。大多数村民想的是：“拍这个能当饭吃吗？”他们是不信的。到了第二次召集群演时，村民看到之前拍的短视频播放量有好几万，他们就开始相信了。因为对于老百姓来说，“被看见”有时候恐怕比单纯的挣钱还让人感到兴奋。

主持人：现代化进程中，乡村优秀文化在“守正”与“创新”之间，必须坚守的是什么？

刘源：不能改变的是乡村优秀文化的精神内核，无论形式如何变化，这一文化所坚持的理念和教化的内核是不可以丢的。

近年来，《吕氏乡约》发源地蓝田县在乡风文明建设的探索中走出了一条颇具特色的乡村善治之路。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加强对乡约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传承《吕氏乡约》的基础上形成《蓝田新乡约》；实施“立约、传约、行约”乡约传承工程，加强乡约的宣传培训，形成系统的乡约普及教育体系；将乡约文化融入基层社会治理，以“枫桥+乡约”创新“三治融合”基层治理新路径；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为平台，将乡约文化融入群众日常生活，深化移风易俗，展现文明新风。从北宋蓝田“四吕”的创约实践，到今天蓝田县“立约、传约、行约”工程，一部千年乡约的当代命运，生动诠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强大生命力。

无论是千年前的《吕氏乡约》，还是今天的《蓝田新乡约》，其灵魂都是将道德规范内化为自觉行动。创新的是形式和载体，但“修身齐家”“德业相劝”的精神内核不能丢，这是乡村自治的基石。

李厚宏：最应坚守的是群众的“主角”地位和活动的本真性。大戊梁歌会发源于人民群众之中，一旦群众从“我要唱”变成“要我唱”，歌会也就丢掉了灵魂。我们的底线是坚守群众主体地位、保护原生态仪轨，坚决不搞行政摊派。同时，商业配套必须为核心文化体验“让路”，警惕非遗庸俗化，始终让专家做参谋、让群众当主角，确保歌会代代传承、淳朴如初。

从“旁观”到“主角”，差的不是觉悟，而是一本明白账、一份主动性

主持人：在新大众文艺繁荣发展的背景下，乡村文化发展从政府主导的“输血”模式，转向群众自发、自我创造的“造血”模式。在实践中，如何激发农民从“旁观者”变为“主角”？

李厚宏：关键在于充分放权、搭建平台。在通道侗族自治县，大戊梁歌会是一年一度的民族盛会，规模大、影响广，深受群众欢迎。为此，县委、县政府顺势引导，依托大戊梁文化广场阵地优势，推出“戊梁飞歌·‘乡’当怀味——湘桂黔民俗文化周周乐”活动。活动践行“全民参与、政府护航、多方联动、共享成果”理念，由牙屯堡镇13个村（居）每周轮流主办，节目由各村自主编排，道具、演员、主持全部交由村民负责，政府提供基础场地、基础保障，充分放权各村自主策划。群众有了自主权和展示的舞台，热情自然就上来了。

王修设：关键在于让群众看到实实在在的好处。我做“大总”几十年，最深的体会是：光喊口号没人听，关键得让大家算清账。我们村建了“新风堂”，场地、音响、司仪全免费，在村里办喜事比去县城酒店一场能省一万多元，村民王修武就是算完这笔账立马改了主意。老百姓挣钱不容易，你帮他省了钱，他就信你。

再一个就是树榜样。光说不行，得有人带头。我们村“两委”和党员带头新办简办，谁家有事，“大总”就上门做工作，一次不行两次，时间长了，大家看到新办简办不但不丢面子，反而被村里人高看一眼，观念就转过来了。现在村民主动找我说，“王大爷，按咱村新规矩办，简单点”，这就从“要我简”变成了“我要简”。

说到底，群众心里都有杆秤。你尊重他、替他着想，把选择权交给他，让他看到别人简办了日子照样过得好，甚至更轻松，他自己就想通了。从“旁观”到“主角”，差的不是觉悟，而是一本明白账、一份主动性。

主持人：随着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发展，手机等新媒体工具是如何帮助基层创作者实现“创造性表达”的？线上的文化创作和传播带来了哪些超出预期的改变？

于晓风：关键在于“低门槛”和“强反馈”。在北梁家庄村，拍乡村短剧的花费是非常低的，只需要用到一部手机，这就使得人人都能参与。对农民来说，就从“我能不能参与”变成了“我想不想参与”，这样一来，他们的参与热情自然是高涨的。

“强反馈”就是让农民看到参与结果。比如参与拍摄的农民，因为视频“火”了，粉丝数量多了，走在路上都能被邻村的人认出来，这就是一种正反馈，而且会带来自驱力，往后农民会更加积极主动地去拍摄短视频，把村里的故事传播出去，去创造属于农民的文艺作品。

在新大众文艺兴起的背景下，农民变成了创作者，他们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整个创作过程和他们息息相关，这让他们非常有自豪感，这是农民身份认同最核心的体现，也是文化自信的最好体现。在实地调研北梁家庄村的过程中，我看到原先面对镜头紧张害羞的农民，因为看到网络上这么多人为自己点赞，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自己的村子，而变得自信、大方，他们主动参与乡村建设，主动拍摄短视频推介自己的家乡，为家乡的自然美景、非物质文化遗产感到骄傲，他们的文化认同感在不断得到提升。

李厚宏：我们结合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手段，把乡村舞台搬到线上，让文艺创作、现场展演、线上传播、大众消费融为一体，真正让群众参与其中，升级为能聚人气、促发展的文化生产力。

2026年大戊梁歌会吸引游客4.7万人，设350个摊位，当日直接营收175万元，带动综合消费约450万元，侗锦、银饰等非遗产品线上线下销售额超41万元。一方面，依靠大戊梁歌会这个非遗IP吸引客流。很多游客就是冲着大戊梁歌会来到牙屯堡，人流进来了，乡村集市、特色餐饮、土特产销售才有客源基础。我们专门设置摊位区，本地农户、手艺人、小商户都能进场经营，把节庆流量变成老百姓实实在在的收入。另一方面，推动非遗资源向特色商品转变。过去侗锦、银饰更多只是用来展演展示，现在借助歌会平台，同步开展线下展销、线上直播带货，把传统技艺转化为可以交易的文创产品，拓宽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增收渠道。

主持人：在组织乡村文化活动时，如何避免活动流于形式或昙花一现？如何构建一种可持续的“造血”机制？

李厚宏：“送文化”只能热闹一时，“种文化”才能长久扎根乡土。我们重点抓好以下几项工作：摸排民间非遗艺人，扶持老艺人收徒传艺；依托村级阵地培育侗歌队、芦笙队、琵琶队等，不断壮大乡村文艺队伍；用好大戊梁歌会、周周乐等平台，持续给群众登台展示机会。充分尊重群众主体地位，多搭平台、多给激励，群众愿意演、主动传，乡土文化才能实现自我“造血”。

于晓风：很多高校的艺术团队会进入乡村开展一些文化项目，这可以给乡村带来新的观念、有价值的资源等，乡村和村民也会给学生、团队带来很多灵感。两者之间会建立连接、产生感情，这是值得支持和鼓励的。但是，也会出现“人走茶凉”等现象，要避免这些问题，我认为以下三个方面较为重要。

首先，我们留下的不应该是作品，而是能力。北梁家庄村的农民不久之后也可以独立拍短剧，因为他们在跟团队的过程中，逐渐学会了选角、对戏、配合拍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当我们的团队把方法教给农民了，哪怕是团队撤回，文化也能在当地生根发芽，长出果实。

其次，我们不是举办一场活动，而是要留下一种机制。北梁家庄村农民拍摄微短剧，村里有人写剧本，有人当导演，有人协调场地，有人负责后勤，在这样的自发创作机制下，他们不依靠任何外部力量。所以高校团队进村开展文化项目的时候，更应该帮助村民建立类似这样的组织方式或者协作流程，而不是包办所有流程。

最后，学者进村时应该帮助村里和外界的资源建立一种连接。和普通乡村相比，相关领域的团队、学者，具有更多连接资源的能力，我们可以把企业、媒体、政策等资源，尽可能地带给村庄，让这些资源和村里建立长期稳定的关系。

短剧里的孝老爱亲、邻里和睦，不是硬塞进去的，是村民从自己生活里长出来的

主持人：在面对彩礼纠纷、邻里摩擦等社会矛盾时，乡约、村规这些传统治理机制如何发挥其“润物细无声”的调节作用？

王修设：在我们村，一方面需要首先建立一个全村都认可的村规民约，另一方面需要红白理事会和“大总”做好日常工作。

在建立村规民约时，要尊重风俗和村里人的感情。我认为，移风易俗，移除的是那些没有必要、铺张浪费的风俗习惯，而不是去除所有的风俗。

做了30多年“大总”，尤其是在红白喜事上，我觉得除了要有耐心、热心，最重要的还是替主家考虑。我说一个例子，有一次去安徽蚌埠固镇县“定日子”，女孩的妈妈说彩礼要给10万元，我一听，觉得有点多。我就单独和女孩家里人说，现在咱农村都在倡导移风易俗，像俺们村，都没有要这么高的彩礼了，你这冷不丁地要这么多，先不说村里人会说，咱孩子心里也不得劲。还有，我看俩孩子感情这么好，咱是要孩子幸福最重要，做大人的可不就这个愿望，你响应政策，孩子心里也轻松。

其实女方家里，也就是图个面子，觉得要得多了，也是给自家孩子一个保障。但现在不一样了，都是自由恋爱，只要两个孩子珍惜彼此，面子是最不重要的。而且，现在农村里都在宣传“零彩礼”、低彩礼，时间长了，大家都觉得彩礼就是一个形式，高额彩礼的现象越来越少了！

刘源：《吕氏乡约》中的“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提供了很好的范本。一方面，《吕氏乡约》开创了自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治典范。《吕氏乡约》实质就是乡民自我教育、自我约束的道德教化体系。其核心价值在于通过自治和德治的结合建构乡村规范秩序，经正式文本的形式表达，为广大乡村所自觉遵守。这为乡村治理提供了范本，夯实了家国同构的治理根基。

另一方面，《吕氏乡约》提供了一种将道德教化融入日常生活的可行路径。乡约将深奥抽象的儒家思想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礼俗形式，将抽象的道德理念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价、可奖惩的行为准则，将道德教化融入乡民基本行为规范，让德治在乡村社会有了具体的抓手，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乡约文化是基层治理的文化根脉。它提醒我们，社会治理的现代化，不意味着与传统的决裂；相反，要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德治智慧，将其有机融入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在传承古老智慧中开辟新篇。新时代文明乡风建设，既需要制度的刚性约束，也需要文化的柔性滋养；既需要从上而下的政策引导，也需要从下而上的内生认同。《吕氏乡约》千年传承的经验证明，当道德规范真正内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当文明新风真正融入日常生活，基层社会便会生发出自我调节、自我完善的强大力量。

主持人：新大众文艺的繁荣发展激发了农民在文化领域的创新创作热情。在一定空间范围内，创作群体会产生跨区域、跨群体的文化协同，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它会产生什么影响？

李厚宏：对大戊梁歌会来说，它不仅是当地的文化品牌，也是湘桂黔三省边区共同的节庆。2026年歌会有17个来自广西、贵州的节目参演。湘桂黔边区侗族同根同源，大戊梁歌会更不是通道侗族自治县“独有的节庆”。我们坚持开放办节，主动对接广西三江、贵州黎平等周边县域，搭建文化交流平台，敞开舞台邀请边区队伍同台展演；联合挖掘保护共有民俗文化，共享宣传资源，互通客源市场。

省际边界地区文化协同的特殊意义在于，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最深层的“黏合剂”，以歌会友能淡化行政区隔，让各族群众“共唱一首歌，共谋致富路”，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区域经济协作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于晓风：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来分析。第一个维度是传播锚点，事件的参与深度往往决定着记忆的深度。在北梁家庄村，拍摄乡村短视频需要动员村里很多人参与，还有一些村民几乎是全程参与短剧的创作，参与的深度可想而知。因此，短剧中传递的价值观，以及创作过程中发生的事件，都会深深地影响村民。

第二个维度就是情感联结。情感联结往往可以改变我们对一件事的观念。还是以北梁家庄村为例，村里两户人家因为地界纠纷多年不说话，拍戏时被分到同一个场景，演着演着，话就通了。村党支部书记说：“以前调解矛盾靠说教，现在靠一起‘演戏’。”正是因为这种共同参与，矛盾少了，民风淳了，乡风也就好了，这对村民以及整个村子来说影响都是深远的。

第三个维度是村民“信与不信”的问题。北梁庄村一位村民跟我说：“以前觉得文化是城里人的事，现在才知道，咱庄稼人也能演文化、传文化、活出文化。”文化润心，靠的不是说教，而是参与。推进移风易俗，培育文明乡风，讲大道理没用，要让群众在参与中感受、在创造中认同。短剧里的孝老爱亲、邻里和睦，不是硬塞进去的，是村民从自己生活里长出来的。他们演的是自己，信的也是自己。

主持人：文化润心，润的是民心，靠的是参与。古老的乡约之所以润泽千年，正因为它把道德教化变成了村民自己的规矩；当群众从“要我唱”变成“我要唱”，文化便有了不竭的生命力；“被看见”的力量让农民成为创作者，乡风文明便有了最真切的表达；移风易俗不在于说教，而在于让群众在参与中得实惠、有面子、获尊严。

乡村善治，说到底不是“管”出来的，而是“长”出来的。无论是千年乡约的当代新生，还是民俗节庆的“破圈”传播，抑或是村规民约的落地生根，都印证着同一个道理：文化只有扎根乡土、回归群众，才能拥有持久的生命力。当文化真正扎根乡土，当群众真正成为主角，文明新风便会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期待更多乡村能播下文化的种子，让它在群众心中生根发芽，开出最美的文明之花。感谢四位嘉宾做客《对话》栏目，带来精彩观点！

农民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银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