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重庆重点文化工程《红岩文库》再添新章，其中一本饱含滚烫文字、丰富情感、坚定信念，由红岩英烈们用鲜血、生命写就的书——《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馆藏歌乐英烈书信集》正式面世。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馆藏歌乐英烈书信集》。出版方供图

本书对江竹筠、陈然、刘国鋕等37位歌乐英烈的200余封书信，进行了系统整理、校录编排和考证注释，形成内容完整、文字准确、注释详细、分析详尽的书信集。全书约19万字，多数书信为首次公开。

尺素方寸之间，藏尽赤子丹心。在这些书信的字里行间，饱含着红岩英烈对理想信念的执着、对流血牺牲的无畏、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对子女后辈的期望、对纯洁情感的眷恋，生动反映了他们的革命理想、家国情怀、人生感悟、生死态度等，充分体现出他们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和衷共济的爱国情怀、不折不挠的凛然斗志和坚贞不屈的浩然正气。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这些书信兼具鲜明的时代性、深刻的政治性、动人的真实性与深厚的人民性，对新时代强化党性教育、深化历史认知、塑造社会价值认同、坚定文化自信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展读英烈们当年写就的文字，让人仿佛触摸到绵绵不绝的精神脉动。一封封书信、一段段文字，以小切口承载大时代，以家国亲情映照革命信仰，以真实笔墨还原历史原貌。字字赤诚、直抵人心，既是一次精神的洗礼，也是一次信仰的叩问。

在此，重庆日报联合重庆红岩革命历史文化中心、红岩红沉浸式剧场，从书信集中精选部分篇章，分上、下两期倾情呈现。

连日来，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专访歌乐英烈后人，同期辅以短视频、音频、图文等融媒体形式，构筑英烈与后辈“跨时空告白”的对话场域，以可视可感、沉浸式的鲜活表达，让尘封岁月重拾滚烫温度。

让我们一起，展信如晤，听史有声。

“请示回国参加抗战”

“我对外公的事迹，起初是通过外人知晓的，直到我10岁那年休学回到西安，才有了较多了解。”现居北京的杨虎城外孙女王心悦，今年已经72岁。谈起外公书信里藏着的那些细碎往事，她心怀景仰。

“我三岁时，因父母在北京的工作安定了，我就到北京跟父母一起生活。”王心悦回忆，她最初是从邻居、老师等人口中，听到西安事变、“杨虎城”等字眼的。

10岁的她休学回到西安，和外婆张蕙兰（杨虎城第二任夫人）生活在一起时，才逐渐知道了外公杨虎城的事迹。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1937年1月，蒋介石背信弃义将杨虎城撤职，令其出国考察。被削去兵权的杨虎城于同年6月离开上海，踏上赴美、欧的途程。

赴美途中，七七事变爆发，杨虎城以民族大义为重，致电蒋介石，请缨回国杀敌，被蒋拒绝。随后，他先后访问了英国、法国、比利时等多国，大力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得到各国人民、华侨团体的有力声援和同情。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馆藏歌乐英烈书信集》一书中收录的杨虎城致杨茂三的信，就是他在美、欧考察时发回的。”王心悦说，信中字里行间，不仅可以看出杨虎城对亲人的牵挂，也能直观地看出他拳拳的报国之心——“请示回国参加抗战”。

“心绪尚宁，望你们保重奋斗”

“‘决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老宋处尚留有一万元，望兄等分用。心绪尚宁，望你们保重奋斗。’这遗信的内容，早已刻进骨血，倒背如流。但每当我看到这页俄文书的扉页，就会不由自主地联想起伯伯罗世文写下这封信时的情景，内心充满感动与悲凄。”

75岁的罗震国，是罗世文烈士的侄儿。自少时起，伯伯的革命故事便常伴耳畔，父亲年年携他登临歌乐山，凭吊忠魂，岁岁不曾间断。

“从1940年3月被捕到1946年被秘密杀害，罗世文虽时刻盼望着出狱，但作为一名革命者，他从未放弃自己的立场。”罗震国称，囚牢之中，罗世文不仅给同志们剖析国际国内时局，还在监狱创办的杂志上发表文章，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以文字鼓舞难友斗志，坚定难友信心。在息烽监狱，他与车耀先、韩子栋、许晓轩等同志一起成立了临时党支部，凝聚一众革命志士，在黑暗中坚守抗争。

前文所述的遗信，是他临刑前在一本俄文书籍的扉页上，写下的给党组织的最后一封信。“信中，伯伯也对他的后事进行了妥善安排。信中所说的老宋指的就是‘小萝卜头’的父亲宋绮云，而其中所写的一万元则是他多年的积蓄，也是他最后一次上缴的党费。整封遗信虽只有寥寥数语，却展现出一位革命者的人生态度和革命信念。”罗震国说。

“书中收录的罗世文致侄子罗汉材的信，则展现了他铁血柔情的一面，即便在艰难万险的地下工作中，他仍不忘对家人的牵挂，甚至连‘烟不知戒了没有’都在过问。”说这话时，罗震国不禁哽咽。

“生活在脓血和腐肉里的人，自然不会健康的”

八旬有五的刘以光是刘国鋕烈士的侄儿，谈及七爸的一生抉择，言语间满含动容之情：“在亲情面前，在出狱机会面前，七爸刘国鋕毅然选择坚守初心，足以体现出他的意志有多么坚定，对党的忠诚有多么纯粹。他的精神鼓舞了我的一生。”

1921年，刘国鋕出生在四川泸县一个富裕家庭。3岁丧母，7岁丧父，幼年的刘国鋕经常受到族人中势利者的蔑视和打压，家道衰落后他经历了颠沛流离、捉襟见肘的艰辛生活。但他自幼酷爱读书，进入泸县县立中学后，更是经常泡在图书馆里，并通过阅读相关书籍，对马克思主义有了一定的了解，心底渐生求索光明的火种。

1940年，刘国鋕考取西南联大经济系，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关于刘国鋕的进步思想，在1939年10月19日他写给五姐刘国蕙的信中就已显现：‘要变成抗毒体，先得把自身遗传得来的和传染来的毒质除去，把自私虚荣、狭隘、胆小、无恒心、无毅力等短处除去’。”刘以光说。

1944年从西南联大毕业后，刘国鋕受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派遣到云南陆良县中学担任教务主任兼代校长职务。1945年11月，他又被派遣至重庆工作。

1948年4月，由于叛徒出卖，刘国鋕被捕。被捕后，刘家曾想尽办法营救，哥哥刘国錤甚至给国民党重庆行辕二处处长徐远举送上空白支票。面对莫大的诱惑，徐远举同意降低条件放人，只需要刘国鋕写一份认错书。

谁料刘国鋕分毫不肯退让，坚守“无条件释放，绝不签一个字”。他坦然告知兄长：“就算我今天死在这，只要我的组织存在，我就等于没有死。”

1949年11月27日，刘国鋕于白公馆大屠杀中慷慨赴义，以年轻生命捍卫党的荣光。

刘以光感慨道，刘国鋕用一腔热血践行对党的赤胆忠心。“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这不仅仅是在党旗下默念的誓词，而是每一名共产党员，终其一生都要躬身践行、誓死捍卫的铮铮誓言。

“你的云郎是永远属于你的”

“说起父母的红色爱情，至今聊起来，仍让人落泪。”电话那头，余平老人的声音微微颤着。她虽已75岁，一触及父母往事，话语间便不由自主地哽咽，仿佛岁月从未冲淡那份刻骨的情意。

她并非张学云与余显容的亲生骨肉。这对革命伴侣，终身未曾生育。“我是余显容哥哥的女儿，三四岁起就由余显容抚养，后一直相伴她终生。因此，对于我来说，余显容既是姑姑，又是养母。”余平说，两个称谓重叠成一生的恩慈。

父母二人的缘分始于1942年。“那年，张学云受余显容的二哥余显荣（二人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同学）之邀，到其家中做客，认识了余显容。两人很快擦出爱情火花，并于1945年10月结婚。”余平告诉记者。

婚后的时光，满是聚散匆匆的无奈。投身革命事业的张学云终日奔忙，身不由己，小两口常常一周也见不上一次面。为此，张学云只能通过书信的形式表达对妻子深深的爱意。一封封家书，成为他慰藉爱人、倾诉深情的唯一载体，字字滚烫，句句真心。

如今，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馆藏有28封张学云写给余显容的书信，全部为余显容捐赠。

他写：“快乐呀！奋斗呀！我俩在胜利的地方相会吧！”他写：“我们的爱是伟大的有意义的……我们真正是：如电一般地感人，如火一般地热烈，如钢铁一般地坚强，如泰山一般地崇高。”他写：“不要难过，不要怕，你的云郎是永远属于你的，是永远陪伴你的。”

余显容将这些书信视若性命，小心藏于一只黑漆木盒之中，一有空便拿出来复读，一读再读，仿佛那人就在身旁，从未离去。余平说，那些字句，撑起了母亲漫长的一生。父亲牺牲时，母亲才26岁，自此，她用余生去守望一个人，终身未再嫁。直到2019年去世，享年9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