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失声，有两个层面，一是身体层面，身体缺憾的物理失声；二是社会层面的。比如其一，如福柯所言，话语是权力，主流话语之外的次级话语往往是“失声”的，其结果便是整个社会都渐以中产的话语度量自身；其二，是囿于知识结构、经验层次，个人境况背后的结构性困境，自己的双眼无法度量、挖掘，看不见，自然就无法说得出。

对外卖骑手来说，“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稍显过誉，但是这本《过渡劳动：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一书，的确是一次让“失声者”有声的尝试。作者孙萍发现，相比于18世纪，工人与劳动者的媒介使用渠道大大增多，但是其话语、劳动、生活等层面的可见性依旧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作者没有先入为主地将骑手劳动装入剥削的框架里，也很努力地拭去社会成俗赋予骑手的弱者想象。或许是这种带着隔膜的怜悯，固化着骑手的现实处境——这种隔膜，在最近“应不应该给骑手买社保”的争议中仍能发现。

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外卖骑手很难以传统的视角来做出判断，正是如此，学者孙萍走入田野，对骑手这一群体进行了长达数年的观察、访谈。透过她的视野，我们发现，骑手很大程度上便是新一代农民工群体，与父辈相比，有共性，也有变化。

共性在于，较低的学历和苦力活的从业经历，让骑手很难对外卖工作产生结构性的反思，并且从骑手个体体感来说，外卖不仅从收入、待遇还是自由度来说，都在其能够选择的职业中处于上乘。变化在于，这一代农民工的稳定情结不再那么重，他们愿意投身灵活用工中，去践行自己关于成功的想象。

灵活的用工模式，表面双赢，实则暗流涌动。这背后便是骑手的困局与失声：平台经济之下，平台对劳动者的控制，转为对劳动过程的精细化控制；外包的劳动关系，如事故发生后，很可能带来权责不清、保障缺失的结果；骑手的个体化，减少了群体间的联结，也让其在与强势的平台前，倍显弱势；尚待提升公共性的算法，让骑手哭笑不得，也困于其中；骑手面对主流话语失声，主流话语赋予并不断强化骑手的底层想象，产生着区隔，不利于骑手的职业认同；面对系统失灵，“大家都更相信系统，而不是人”；在平台、商家、顾客、骑手组成的外卖系统中，骑手处于话语权的最底层……

本书作者提供给我们一幅新的骑手画像：骑手困在算法里，因算法由骑手数据浇灌，所以可以说骑手也困在人性与欲望里；骑手看似自由，但背后由数据化所构建的监控网络，让自由只是幻象；骑手忍受着弱势处境，但也积极调动这种弱势资源，展现出强大的韧性与能动性；骑手作为一种灵活用工模式，也为改变性别关系带来了新的可能。

书中写道：“骑手被当作一种可以持续生产价值的机器，而非具有个体化生活情境的人。”

这些是骑手看不见、说不出，或者感觉有点不对劲，但又说不明白，只能逆来顺受的，此时，学者孙萍站了出来，为了他们的权益发声，以公共性为旗帜，以应然撬动实然——透过孙萍的笔触，外卖群体不再是大家都熟悉的一个电话、一次敲门、一句“您好！您的外卖到了”，而是一个有着丰富肌理、有着各种诉求、面临着各种可见或隐形困境的群体，他们带给我们便利，我们也应投之以关怀：跳出劳动关系认定的二元框架，出台与之相适应的保障体系；促进算法向上向善，不是困住骑手，而是托举骑手；社会也可以渐渐收起自己的底层想象或污名标签。

最近，为了了解骑手们关于社保的态度，我也真正走入骑手群体，看着这群年龄与我相似、同样出身农村的小哥们，我内心恍然，外界“该买”“不该买”的争议较大，但不少人面对社保的态度却是“社保是什么？”这也警示我，在加速变革的中国，让“无声”者有声的尝试，不是太多，而是切中肯綮的太少。

这一经历，也让我对《过渡劳动》多了一份反思：虽然作者以平等的心态视之，但在不少怜悯性的分析描述背后，依然有对这一职业过于道德化、理想化的设想——这种幻想，和社保争议一样，隐隐浮现着想让这一新职业传统化的冲动，但是，新关系装不进旧制度，道德化的冲动，需要现实的打磨。压迫-反抗视角颇具启发，但并非唯一的视角。

值得一提的是，《过渡劳动》和相同题材的《外卖骑手，困在算法里》所描写的骑手困境在改观：超时控制不再那么严格，顾客差评不再决定着骑手的生死大权，餐食洒泼也由平台出赔偿大头，骑手出点事故，也有站长出来负责处理。就在不久前，美团还宣布在南通、泉州试点新型养老保险。最为可贵的，这一流动、过渡的职业，也渐渐产生着联结：有友谊，有互助，也有兜底。

改变正在发生，这让《过渡劳动》有了续笔。

（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