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0-1800年的中国，是和平发展道路的典范，推动了世界各民族文化交流互鉴，影响和塑造了世界文化格局，为世界文明、世界人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伟绩，作出了光耀千秋的历史贡献。我想，这是我们今天值得重回1500-1800年去看一看的意义。”7月16日，广东岭南古籍出版社副总编辑陈其伟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不久前，沈阳故宫博物院前院长、现任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特聘教授武斌先生的新作《重回1500-1800：西方崛起时代的中国元素》由广东岭南古籍出版社出版，陈其伟担纲了该书的责任编辑。

▲《重回1500-1800：西方崛起时代的中国元素》。出版方供图

“从人类文明史来看，交流互鉴一直是文明发展的一大主题。这部著作在带领读者回溯历史的同时，也清楚地呈现了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发展进程中曾发挥过的巨大影响力。虽然这本书讨论的是1500-1800年的历史，但正所谓鉴往而知今，重回1500-1800年，去了解几百年前西方世界兴起的内在逻辑，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看见未来的发展，从新视角洞见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找到穿越人类文明发展周期的内在逻辑。”陈其伟表示。

“武斌先生深耕中国文化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等领域数十年，著述颇丰。”陈其伟介绍，基于西方哲学研究背景，武斌提出将“中华文化”置于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之下，从世界文明发展的角度来重新认识，强调中华文化贡献于世界文明的同时，也与世界文明的发展与繁荣共同进步。因此，只有从世界文明发展这一更广阔的角度来认识中华文化，才能够更好地认识和了解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历史。《重回1500-1800：西方崛起时代的中国元素》正是武斌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方面治学理念的延伸，截取的这三百年对于理解中西方交流非常重要。

美国学者孟德卫曾有言：“要从西方历史中发现西方对中国的敬意，我们必须回到1500-1800年这一时段。”某种程度上讲，《重回1500-1800：西方崛起时代的中国元素》就包含了对这一观点的回应。书中，武斌对1500-1800年中西文明交流做了全景式的梳理，寻找东方影响西方的痕迹，思考中华文明在西方文明中留下了怎样的文化因子，进而试图总结出中西在这三百年历史中的文明互动与演变逻辑。在陈其伟看来，虽然书中仍然存在“自我”与“他者”的阐述模式，却深刻洞见了文明间交流的丰富性，“在动态的交流互鉴的张力中规避文明交往范式变换过程所容易陷入的‘西方中心主义’或者‘中国中心主义’偏颇，这一点可谓难得。”

全景式的历史梳理，是通过中国商品、中国技术、中国元素、中国知识、中国思想五个章节的阐述展开的。“这样的五个部分选择既体现了学术性，也体现了对读者的友好性。从物质交往到知识、思想交往，层层递进，淋漓尽致，读者可以沉浸式感受那三百年间中国与世界文化交流的场景，感受世界文化秩序的演变，读懂人类文明史。”陈其伟表示，贯穿本书的一个主要线索就是跳出西方中心的解释惯性，最大地接近当时历史的面貌，全面阐述中国如何推动西方文明的兴起，“因此也可以说，这本书的主旨，就是站在全球史观上，从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发现中华文明的伟大。”

书中通过丰富详实的历史材料，展现出一幅辉煌的东西文明互鉴画卷。在1500-1800年，中华文明整体领先于世界文明，以高度成熟之美为西方提供了样本，直接或间接塑造了西方文化。在当时的欧洲社会面前，中国人活成那个时代最应该的样子，中国形象为他们展示了“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的前景”。

比如，丝绸、茶叶和瓷器成为欧洲皇室追捧的奢侈品，改变了西方人的生活方式；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等技术的西传，直接叩开了人类近代文明的大门；传教士书信中国的墨香漂洋过海，“礼仪之争”沸沸扬扬，推动了启蒙运动的开启；《赵氏孤儿》的西译与流传所反映的中国文学西游，莱布尼茨与白晋的《易经》通信所反映的中国哲学对宇宙本源的探索，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休谟、斯密、歌德等对中华文化的观察研究，引发了启蒙运动中的“中国热”，等等。

“这样的世界级文化交流场景，值得我们回望和思考。”陈其伟表示，文化自信是发自内心的对民族文化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以历史的眼光观照当下，回到1500-1800年去了解中国和西方之间早期文化交流，更好地理解中华文明为人类服务的这段历史事实，或许能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华文明的底色，能让我们对这一伟大文明产生敬仰与敬畏，从而培养我们的民族自豪感与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