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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获得了命运的语法”,格非新作《登春台》中藏着怎样的哲学思考
    新重庆-重庆日报 记者 赵欣
    时间:2024-03-26 08:57

    “每个人降生的那一瞬间,都是极其相似的,但离场的方式各有不同……我们对于时间的奇妙体验,不过是源于一个永恒复归的‘大秋千’的来回摆动所导致的轻微眩晕或迷醉。当然,只要你愿意,也可以认为时间根本不存在。”长篇小说《登春台》一开场,寥寥数语,散发着令人欲罢不能的魔力,让读者好想要读下去!

    ▲格非。译林出版社供图

    这个春天,茅盾文学奖得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格非暌违四年,捧出力作《登春台》与读者见面。书中延续了格非创作脉络中对现代文明的关切,以小说的形式,进行广泛精微的中国社会考察,在社会学基础上对人类和自我等命题作出哲思性探讨。“我也希望在这本小说的故事性背后,传达出某些思考——它们有关当代人的欲望、情感、彼此关联、时间危机、生存困境,等等。”近日,在“那偶然的和必然的使我们相连”《登春台》新书分享会上,格非这样自白。

    聚焦40余年里4个人的命运浮沉

    1964年出生的格非,至今已笔耕不辍近40年。仿佛带着某种隐喻,新作《登春台》的故事背景,也着眼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40余年。40余年里,4位主人公命运流转。他们之中有老有少,有男有女。他们来自江南的笤溪村、北京的小羊坊村、甘肃的地坑院洞穴、里下河平原的小村庄,若即若离又命中注定,在北京春台路67号,他们有了命运的交集。

    “大约5年前,我有了起笔这部小说的念头,为了给小说中的场景做一些准备,我还专程去过一次甘肃,那里是小说人物窦宝庆的家乡。等到小说面世,我也来到了花甲之年。”格非说,比起具体的故事情节,他这一次在小说结构上注入了更多心血,“作品中的人物都身处现代文明进程中,面对着时代的巨大变幻。巨量的信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填满生活的缝隙。我希望把四个人物的故事写成同一个故事,让各部分彼此镶嵌在一起,同时不去破坏每个故事自身的明晰性。”

    ▲《登春台》,译林出版社。

    结构上的用心良苦,从小说章节安排便可窥见一斑:除了头尾的序章与附记两部分,全书共4个章节,分别以4个主人公的名字为名,讲述各自的故事。4个人物的故事既相对独立,又彼此联结,仿佛《天方夜谭》中的套盒机杼,又像是浩瀚宇宙中的微尘。他们的故事,只是这无数微尘中的一角。故事渐渐拼凑成全貌,带读者离开地面,回望时代。

    在各自的命运里,4个小说人物浮浮沉沉。不过,小说最后格非还是给他们安排了温暖和安慰的结尾,对此他表示,这并非自己刻意为之,“处在生存困境中的普通人,尽管他们视野或‘知识’受到一些局限,他们在生活中所体悟到的东西、所获得的智慧,其实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如果你与这样的人贴得很近,就很容易感受到这种温暖与智慧。”

    关注现代社会微小个体的内在经验

    《登春台》的书名取自老子《道德经》第二十章:“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喻指一种盛世气象,又暗合了小说开篇俯瞰众生、凝神沉思的视角。故事的灵感正是源于对现代社会中微小个体的关注,“(写作的由头)其中之一是,我儿子有一次来办公室看我,闲聊时他说起刚刚坐出租车时,司机一路上都在讲自己的过往。我听了一会儿觉得很有意思,就在一张纸上作了些记录。”

    ▲《登春台》首发于《作家》2023年第八期

    格非的小说地图里,已经有《春尽江南》《望春风》等名篇都与“春”有关。与它们相比,新作《登春台》的4位主角都来自乡村,有着各自的乡野记忆,作家对于这些出走乡村的“新城市人”的关注也更多着眼于人心和欲望的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迷失、焦虑与痛苦。对此格非坦言,人心和欲望的变化,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比如说在过去,就像在莫言小说中得到充分表现的那样,欲望意味着摆脱饥饿和匮乏,而在今天,欲望更多地被形形色色的流行文化所界定。”

    除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外,小说同时着眼于故我与今我、自我意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将目光投向现代社会中微小个体的内在经验,为个人在现代社会中如何自处、如何处理好自我与世界的关系,提供了宝贵而极具启发性的经验。

    书中的人物,在漫长的时代里呈现出一种生命的成长,他们的生命力,凝结成时代的蓬勃涌动,如同书中所说:“明亮而清澈的‘现在’,允许他们在场。”这样的在场感,从小说一开场就四散弥漫:上午九点半的中关村软件园东侧的丁字路口,人流涌动,主角之一的周振遐头戴草帽,踽踽独行,忽然一阵痉挛袭来,剧痛让他视线模糊,在陷入昏迷之际,既来将往的人和事,杂然丛集,旋生旋灭,他仿佛听见一个遥远而庄重的声音在不断提问,并催促自己诚实地回答……

    本质来说,这些都关涉时代洪流中生命个体的内在经验,“比如过去在乡村,几代人可以同穿一件大衣,很多东西都是‘旧’的。旧物中包含着特殊的记忆和情感。但今天,我们的衣物远未变旧,新款式就已经在要求取而代之了。当然,我们今天的欲望也已经被符号化了。驱动欲望的可能有匮乏,但更多的是过剩性的文化想象,这也是一种内在经验。”格非认为,小说背景的40余年,中国社会正在以自己的特殊方式城市化,“这个过程中,乡村与城市的因素叠加起来,与整个世界的进程缠绕在一起,构成一个复杂的历史运动。这种‘叠加态’能有效地解释当今中国的很多社会现象。”

    生发哲学意蕴探寻文体创新的可能

    《登春台》以小说的形式,进行广泛精微的中国社会考察。在故事的叙写中,格非凝视现代人的情感变迁,探索了亲子关系、两性关系、今我与故我的关系等多种情感命题,以一位作家的人文主义立场与浩渺哲思,为现代文明进程留下了可资参考的精神文本。而小说在故事层之余,还存在另一层与以往文本不同的哲学蕴藉。

    正如华东师大教授、作家毛尖看完《登春台》后所说,“这是格非最近的一个高峰文本。比江南三部曲更天人合一,他获得了命运的语法。他不再那么操心修辞。他更自由,更哲学,也更好看。”这种自由与哲学,散布在小说的各个角落,字里行间生发的哲学意蕴,却丝毫没有影响小说的流畅与可读性,不少读者认为,这是一个可以“一口气读完的”精彩故事。“这也是我在反复修改中希望呈现的效果:使人物故事与哲学意蕴圆融为一体。”格非说。

    小说的结构是一个层层嵌套、可以形成闭环的圆,故事里有一个专门讨论哲学的读书会明夷社,还有对哲学兴趣浓厚的创业者蒋承泽,更不用说行文中多处出现的关于存在与时间的省思。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民安注意到了这些精巧之处,他认为,“《登春台》有尼采意义上的永恒轮回式的时间结构,也有拉图尔意义上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空间结构。这一层哲学意蕴,也正是格非不断对现实进行反思,在持续的困境中辨认自我与世界关系的思想姿态的体现。”

    书评人俞耕耘说:“《登春台》承载格非对人生况味,生活境遇的深沉涵咏。抒情风致,田野乡间,废窑花院,古寺深宅,大有梭罗、爱默生自然文学的质感肌理。其用散文笔法写故事,并不依赖戏剧性事件,而是有‘过生活’的纪实节奏。这种匀速的原样主义,给小说带来切己体感。”他认为这样一种尝试,为小说这个体裁带来了一种新的文体可能。

    “其实,我作品中的议论或哲学思考已经比较克制了。文学毕竟不是哲学,不能一味地发议论。”格非坦言,关于所谓的哲学思考,他理解比较宽泛,“每一个普通人极其普通的思绪当中,也包含了重要的哲学内涵。我们的痛苦、挫折感以及自身生存境遇,都会随时触发这种思考。现代文学与现代哲学之间,本来就有着重要的同构性。很显然,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博尔赫斯等人作品中,都有着浓郁的哲学思考的氛围。”

    格非表示,文学是自己思考生活时的主要媒介,写作并不是说把思考定型的东西写入作品,它本身就是一种思考方式,“只有在写作时,那些原先根本没有意识到的问题,才会一点点地从黑暗中呈现,本雅明认为,传统小说与现代小说的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前者往往着眼于给读者提供智慧和教益,而后者则致力于与读者一起寻求‘生活意义’。”

    编辑:刘一叶     主编:吴国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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