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之际，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进程中的关键时期。这场持续数十年的战争，不仅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激烈碰撞，更是晚唐以来南北分裂政权从对抗走向融合的历史转折。然而，传统研究多囿于以南宋为中心的叙事体系，未能充分揭示战争背后多民族互动的复杂图景。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原副院长、研究馆员袁东山以《钓鱼城与宋元山城的筑垒迭代与价值研究》为题进行分享。记者 李晟 摄

在第七届成渝双城历史文化学术交流会的主旨演讲中，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原副院长、研究馆员袁东山以《钓鱼城与宋元山城的筑垒迭代与价值研究》为题，提出以“大一统”为核心线索，从斡腹战略、民族融合、遗产价值三个维度重新审视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钓鱼城见证一场战略思维的降维打击

“斡腹”一词，源于蒙古草原的围猎传统。袁东山解释道，蒙古骑兵长于野战，而宋人在城池防御及水军方面占有优势。为突破南宋沿江线性防御的困局，蒙古人创造性地采用了“斡腹”战略——利用骑兵的高度机动性，从侧后实施大迂回立体穿插，如同利刃从腹部捅入。

这一战略思想的渊源可追溯至蒙古汗国前四汗时期平夏、灭金、征宋的总体实践，其成型与迭代，标志着军事思维从正面强攻向战略迂回的深刻转变。

面对蒙古“斡腹”的致命威胁，南宋四川制置使余玠等人构筑了以钓鱼城为核心的山城防御体系。从彭大雅营城到余玠体系化建设，这一防御网络以点控线、层层设险，形成了军政一体化枢纽与“夷汉一体”的防御联盟。

其中，钓鱼城的4次营建尤为关键，这座“控山锁江”的坚城，依托嘉陵江、涪江、渠江三江交汇的天然险势，成为南宋在西南地区的战略支点。

战争成为“大一统”的前奏

蒙古“斡腹”战略的巅峰，是1253年忽必烈远征大理。此后，蒙古试图打通大理经乌琐、罗鬼、播州至荆湖的用兵路线，南北夹击南宋。

▲袁东山在分享。记者 李晟 摄

1259年，蒙哥汗亲率大军围攻钓鱼城，然而这座坚城久攻不下，蒙哥汗殒命城下，蒙古灭宋的全盘计划被迫中断。

蒙哥之死，成为世界历史的重要转折点。它不仅引发蒙古帝国最高权力的争夺，更迫使正在西亚征战的旭烈兀率主力回撤，改写了13世纪亚欧大陆的政治版图。

然而，若将目光放得更长远，这场战争的意义远不止于军事胜负。袁东山指出，宋元战争不仅是军事征服，更是一次民族大迁徙与大交流。从冲突到融合，战争不再是单纯的杀戮，而是“大一统”的前奏。

钓鱼城遗址保存了大量宋蒙双方的军事工程遗迹，真实再现了两大文明从激烈对抗走向交流、融合的完整历程。南北文化在此交汇，不同族群在此碰撞共生，农耕与游牧文明的博弈与融合，既是人类文明演进的核心动力，亦构成世界历史的关键篇章。

这座巍然屹立于秦巴山地与长江流域之间的坚城，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关键节点。

钓鱼城拥有多维度遗产价值

在袁东山看来，钓鱼城的遗产价值是多维度的。集中体现在历史见证、军事技术、工艺科学、多民族融合与国际影响五个层面，共同构成了这一世界文化遗产候选地的核心价值体系。

历史见证价值方面，其数十年的抵抗延缓了蒙古东进，促使忽必烈推行汉化，为元朝建立奠定了基础。1259年蒙哥汗逝于此城，成为世界历史的重要转折点。

军事技术价值方面，钓鱼城堪称中国古代因地制宜营城理念的杰出典范。“山、水、城”三位一体的布局具有开创性意义：青华门罕见的“双重瓮城”结构、规模宏大的高台建筑，以及考古发现的全球唯一确证的元蒙攻城地道，与宋军防御设施并存，为研究古代攻防战术演变提供了极为稀缺的实证。

工艺与科学价值方面，范家堰遗址采用署廨区与园林区两分的平面布局，利用坡地改台地的设计，既昭示衙署威严，又大幅提升安全防御性能。铁雷等军事遗存作为世界现存最早的爆炸性火器实物，为冷热兵器交替期的军事变革提供了珍贵实证。

多民族融合价值方面，钓鱼城完整保存了农耕与游牧文明交融共生的历史轨迹，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关键节点。

国际影响价值方面，蒙哥之死直接改写了13世纪亚欧大陆的政治版图，其深远意义长期以来备受中外史学界高度关注。

袁东山强调，宋元山城体系不仅是军事工程的典范，更是理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历程的关键载体，它为揭示中国古代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历史逻辑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实物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