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泛黄发黑的牛皮纸，963个毛笔字，记录着80多年前一段惊心动魄的军民鱼水情。然而，就是这样一件被誉为“长征路上沙家浜”的珍贵文物，自2005年发现以来，围绕其真伪的质疑声从未间断。

▲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周勇教授以《把革命文物的保护利用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以长征途中“土城战役红军伤员手迹”研究为例》进行主旨演讲。记者 李晟 摄

土城战役红军伤员手迹——这件重庆境内发现的唯一中央红军长征文物，究竟是历史的见证，还是后人的伪造？在第七届成渝双城历史文化学术交流会主旨演讲环节，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周勇教授，以《把革命文物的保护利用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以长征途中“土城战役红军伤员手迹”研究为例》为题，给出了答案。

“经过20年的科学研究，我们可以负责任地说，这件文物是真实的、可靠的。围绕着它的争论，可以结束了。”周勇说。

为何一件“国宝”始终被质疑

时间回到2005年7月，重庆江津四面山镇，80岁的唐安华老人从自家烟囱夹缝中取出一个纸包。层层打开后，5页泛黄的纸张呈现在世人面前——那是1935年4月5日，7位红军伤员伤愈归队前，留给恩人唐树田的“证明书”。

近千字的工整楷书，详细记录了遵义会议后土城战役中7位伤员辗转被送至江津飞鸽九凤山治伤养伤的完整经过。经专家鉴定，这5页字据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然而，质疑声也随之而来。

周勇梳理了学界提出的三大“疑点”：“一是文中自称‘红一方面军’，但1934年红一方面军已改称‘中央红军’；二是提到‘陈、杨’两位首长亲自护送伤员，这在战时似乎不合常理；三是封面出现‘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这被认为是1947年以后才提出的。”

“这些质疑看似有理，但如果我们真正走进那段历史，就会发现：质疑源于对历史细节的不了解，而非文物本身的问题。”周勇说。

20年来专家团队还原历史真相

“革命文物的认定，绝不能凭感觉、拍脑袋。”周勇强调，20年来，他和团队将文物鉴定、文献考证、田野调查三种方法综合运用，构建起了一条完整的证据链。

文物本体鉴定先行。2005年和2016年，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先后两次组织专家对字据进行科学鉴定。结论明确：纸张为民国时期土皮纸，墨迹消褪自然，书写规范，无作伪痕迹。“文物本身是真实的，这一点从物质层面就得到了确认。”

文献资料交叉印证。团队查阅了大量公开出版的红军长征档案、将领回忆录。李维汉在回忆录中明确写道：“土城战役后伤员很多，地方工作部的一项任务就是配合部队，把伤员安置在老百姓家中。”这与字据记载完全吻合。“安置伤员是当时统一的部署，不是虚构的故事。”

田野调查抽丝剥茧。这是最耗时、最艰辛的一步。团队先后多次奔赴重庆江津，贵州遵义、习水、赤水等地，寻访当事人后代。“我们找到了字据中唯一活下来的伤员——吴贞和的儿子吴炳银。”周勇回忆，“吴炳银清楚地讲述了父亲的经历：江西会昌人，1933年参军，土城战役中左下腹受伤，在唐树田家养伤两个多月，后因伤势太重，未能返回部队，留在了习水，直到新中国成立。”

▲周勇进行主旨演讲。记者 李晟 摄

吴贞和1975年去世，临终前反复叮嘱子女：“听党的话，跟着党走。”“我那么多战友都牺牲了，我幸存了下来，党和政府照顾了我这么多年，我走后不要给国家添麻烦。”

团队还找到了唐树田的小儿子唐安富。当年8岁的他，曾和父亲、哥哥一起上山给红军送饭。“白天以割牛草、打猪草为名，把饭菜放在背篓底下，上面放些猪草，有时晚上送。”唐安富说，“那条路不好走，有时还是父亲和二哥背我上山的。”

“字据中提到的每一个地点、每一个人物、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进行了严格的考证。”周勇说，“证据链完整可靠，文物的真实性不容置疑。”

文物承载着三重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

在周勇看来，这件字据的价值远不止于“真”与“假”的结论，因为只有在确凿无疑地证实文物真实性的前提下，才能底气满满地证明它的三重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

“它是重庆境内发现并保存的唯一中央红军长征文献。”周勇指出，红军长征在重庆的历史极其短暂，留下的文物极少，重要者更是罕见。“这件字据，填补了重庆红色档案的一个空白。”

“它是长征途中军民鱼水情最原始、最生动、最珍贵的历史文献。”周勇动情地说，“与《沙家浜》的艺术创作不同，这不是故事，而是真实的历史。字据中记载：陶炳兴借给红军十吊铜钱，分文不取；唐树田父子六十多天悉心照料，一文钱都不要。分别时，大家都掉泪哭了。这种感情，是真实的，是滚烫的。”

“它是中国共产党初心的见证。”字据记载，7名伤员中有4名党员，成立了党小组，廖永江任组长。即使在最艰苦的养伤期间，党组织依然健全。“借东西要还，得百姓恩情要偿。临别时，红军留下这张字据，既是承诺，更是共产党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纪律的生动体现。”

周勇表示，当前，要进一步做好革命历史、革命文物的保护与活化利用，需要我们历史学界运用历史学研究方法，即文献、文物、考古、田野调查等手段，对革命文物进行深入研究，把党的历史、革命历史和文化，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为文旅融合构建一个踏踏实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