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干》传奇中国篇⑦周勇｜初露峥嵘：用《苦干》演绎出的影像作品-重庆日报

《苦干》传奇中国篇⑦周勇｜初露峥嵘：用《苦干》演绎出的影像作品

新重庆-重庆日报原创周勇

2026-01-13 08:50

一、《苦干》推动了我们对纪录片理论认识的提高，加快了实践步伐

20年来，我比较喜欢用纪录片将我的学术成果转化为文化产品。为此，我参加过《邓小平主政大西南》6集（2004年）、《千秋红岩》8集（2011年）、《沧浪万里长》（2014年）等的创作。我的着重点在于思想的力量、内容真实的力量。

近年来，纪录片在国内走红，快餐式纪录片遍地都是。这种“快餐”现象令人担忧：主题先行，忽视历史真实；影像错位，偏离历史真实；网上扒拉，把垃圾当食品；态度轻浮，自然惨不忍睹。除主观因素外，历史影像的难以搜集，是个巨大障碍。

这一度让我们陷入困惑。作为学者，我们有自己坚持的底线和方式，以自己的努力去破解困惑。

感谢《苦干》，尤其是感谢《苦干》在2014年的出现，它带给我们三大的启示：

一是世界上存在着巨大的历史影像的宝库。特别是在西方国家，我们是可以“拿来”，用于纪录片创作的，这样可以从整体上提升纪录片的品质。

二是影像史学已经进入中国，方兴未艾，我们可以大有作为。即消化吸收再创新，也能大有可为。这包括探索创新中国式的影像史学理论、方法，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特点、特征的影像史学作品。

三是获取世界历史影像素材的门槛大大降低。这是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带来的巨大红利。中国的改革开放发展已经让我们有了获取它们的条件和可能，我们所需要的只是走出去的勇气、干起来的实践，以及不畏艰难的精神。

因此，从2014年开始，我们的团队走进了美国的国家档案馆、国会图书馆，走进了英国的国家档案馆，走进了荷兰的战争文献图书馆，走进了日本的外交史料馆等地，收获是巨大的、满满的。

它给我们的研究和传播带来两个大的改变。

一是加速了创作思想的转化。即我们的纪录片在坚持历史性、思想性的同时，更要注重历史影像的真实性——用当时的、真实的历史影像来还原历史、解读历史，使之更具真实性、说服力和震撼度。

二是加速了我们创作纪录片作品的进度。我们把思想认识的成果迅速地转化成为纪录片作品：2015年推出12集大型电视纪录片《大后方》，用二战的视角来观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2019年推出了5集电视纪录片《城门几丈高》，用中国近代城市史的视角来观察从清末重庆开埠到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城市。我们的纪录片团队，无论是人才还是作品，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2015年8月27日，纪录片《大后方》首映式暨开播发布会。

二、《苦干》助推了中国抗战纪录片优秀作品《大后方》

由当时的中央电视台、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重庆市文化委员会、重庆广播电视集团等单位投资拍摄的12集大型电视纪录片《大后方》于2015年8月起，在重庆卫视和中央电视台10套、一套先后播出。我在此片中担任总策划、总撰稿，徐蓓任总导演。

这是一部聚焦抗战时期中国大后方军民奋勇抗敌的纪录片，展示了一个真实而立体的抗战中国。《大后方》播出后仅半年时间，网络播放量超过7000万人次，这在当年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数字。因此在国内掀起了一波观影热潮，热议有加。

其中最重要的评论来自《求是》杂志。《求是》杂志在2015年的最后一期（第24期）上发表了题为《“三个必胜”的珍贵史证——评电视纪录片〈大后方〉》的评论。文章指出，纪录片《大后方》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以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复兴的伟大转折点为主题，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为舞台，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主线，是中国人民伟大力量的壮丽颂歌，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不朽写照。评论特别指出，“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的要求，《大后方》以‘中国立场、国际视野、学术标准、一流水平，进入西方主流社会，服务全国大局’为遵循，在海内外搜集到历史视频素材830余部，时长276小时，其中独家获得和首次发现的就有29部。像日本军国主义训练士兵反复装填炮弹的镜头，还有从美国国家档案馆、国会图书馆收集的资料镜头，这些都是第一次展现在中国观众和世界观众面前。它用历史的铁证，忠实记录了这场悲壮的民族解放战争，印证了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的伟大真理。”

10年后，回顾《大后方》的创作历程，探究其成功的密码，我想，首先是我们受《苦干》的启发，在海外获得了大量的、难得一见的历史影像，这便在观赏性上先声夺人。在拍摄的三年中，摄制组将大部分的时间花在了历史影像资料的采集上，足迹遍及中国大陆各地，此外还赴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以及美国、英国、日本等地，从机构和个人手里搜寻素材。那些饱含历史真实和细节的珍贵影像，犹如独家猛料，对纪录片界的震撼是不言而喻的。难怪有审片专家直呼“资料相当好，有很多资料都是过去没见过的。”

诚然，珍贵的历史影像并不是《大后方》成功的全部。我们坚持彰显主流价值，坚守历史真实，打牢学术根基，强化融合引领，创新多维重现，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还有就是个人的情怀，我们努力尽到重庆人的本分，用一部厚重的纪录片来向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向平凡而崇高的先辈们致敬。

令人欣慰的是，《大后方》成为中国电视纪录片的一个现象，有这几个满意：首先是党中央满意，《求是》杂志发表评论《“三个必胜”的珍贵史证》；再就是观众满意，点击量上亿；业界满意，获奖无数；还有就是西方学界满意，美国、英国、荷兰的不少学者接受了采访，对它的学术水准和电视手法，赞誉多多。可以说，这些厚重的收获也让我们创作纪录片的信心满满。

三、《苦干》成就了重庆城市史的影像作品《城门几丈高》

《大后方》成功之后，我又鼓励徐蓓继续深耕历史纪录片领域——将《重庆开埠史》搬上大屏幕。我们商议：该片从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1890年《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1891年重庆开埠讲起，横跨50余载，历经清末到民国初年，直至抗战结束，首次完整地记录重庆开埠与城市演变的历史。

这一次的创作起点就不俗——拍摄《大后方》而搜集到的200多小时电影素材成为它的影像基础。但我们并不满足于此，继续在国外打捞珍贵的历史影像。

我与徐蓓兵分两路，去了英国。我带着学术团队前往英国国家档案馆、牛津大学等地，搜集到19世纪末，重庆开埠时两国签署的《烟台条约》和《烟台条约续增专条》、英国与中国谈判时留下的档案、英国驻重庆领事馆的文书、英国大使馆收到的中国与日本商谈重庆对日本开埠的若干情报文稿等等。徐蓓则带着拍摄团队，前往格拉斯哥造船厂档案馆，拍摄当年建造“固陵”号的英国船厂，并在造船厂档案馆、大英图书馆搜集当年的影像资料和历史文献。由于有《大后方》的经验，我们在英国的收获巨大，行程也相当顺利。这些稀缺的重庆历史影像，加上用现代技术复原那些业已消失的风景，如朝天门的城门和城墙，使《城门几丈高》更有观赏性。加上集结了中外学者，形成了极为强大的学术团队，表达出全面而权威的学术观点。这让《城门几丈高》再上一层楼。

▲2019年8月27日，《城门几丈高》主创团队在首映式上。

2019年9月，《城门几丈高》先后在重庆电视台、中央电视台播出。在该片中我只担任总策划，把更多的担子交给了年轻的导演徐蓓，让她独挑大梁。

《苦干》中重庆大轰炸的影像，成为片中的一大亮点。片中呈现了抗战时期轰炸之下的重庆城市画面：当日军的燃烧弹从天而降，强劲的热力和火焰传递并扩散开去，令整座城市燃烧起来。四处蔓延着火光，炸弹爆炸的声音尖锐而震撼，燃烧弹从空中不断降落，满城大火熊熊燃烧的噼噼啪啪声。然而我们的重庆先人，在轰炸之后，立即全力扑火：当时市内没有用于消防设施的供水系统，千千万万的重庆人便排成长队，从长江里取水，然后爬坡上坎挑到灭火现场，再通过人力水压机，把水喷向烈焰。这种明知不可而为之的举动，体现着重庆人义无反顾的拼搏精神。随之就是满城的百姓在废墟上寻找可用的材料，搭建简陋的房屋，进而开辟火巷，整修防空洞，重建家园。这些原始的、真实的、视觉冲击力极强的画面，展现了重庆人坚韧顽强的性格。

是《苦干》，让我们进入了影像史研究的新领域。这部《城门几丈高》成为我们研究影像史和传播历史影像的新进展。我们从历史和电视两个方面抓住了时代的赐予，用影像的方式再现了重庆城市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关键几步，从一个侧面记录了重庆城市的发展历程和时代精神。这种将学术研究成果转化成电视纪录片并精彩呈现的情况，在中国城市史学界是极为少见的。

四、一次阐释《苦干》纪录片的尝试

2015年《苦干》回到中国之后，重庆电视台张真团队就开始尝试创作以《苦干》为素材，以《苦干》归来为主题的纪录片。

他们把这部纪录片的名称定为《〈苦干〉归来》。影片从2015年4月2日罗宾龙一行抵达重庆机场，黄晓东代表重庆团队在机场迎接罗宾龙开始。

全片共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记录了最后的谈判、协议签订，以及交接。片中有李灵爱晚年接受美国CNN电视采访时的珍贵镜头。还原了2009年罗宾龙在美国发现《苦干》的拷贝和美方的初步修复，有罗宾龙对发现《苦干》的讲述。讲述了重庆学者潘洵和我等人对《苦干》的初步评论，特别是回归中国的历程。有一板块是对中外学者的采访，最为重磅的是对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海鹏，以及英国牛津大学教授、牛津大学中国中心主任芮拉·米德的专访，他们对《苦干》影片的价值给予了高度评价，对重庆团队将《苦干》引回中国给予了充分肯定。影片记录了中美双方关于《苦干》回归中国协议签字仪式和双方代表的讲话。

第二部分是对《苦干》内容的初步解读。

第三部分主要是对《苦干》中有关重庆历史影像的较为全面的展现。

影片结束时，对“中国不可战胜的秘密”进行了概括和总结，由中国学者张海鹏、英国学者芮拉·米德、美国电影人罗宾龙作了总结性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