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谈判，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政治事件，是中国和平民主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但你知道吗？毛泽东以弥天大勇来到重庆后，蒋介石本有趁机逮捕毛泽东的念头，却“不敢稍有孟浪，总不使内外有所藉口，或因此再起纷扰，最后惟以天命是从也”，并在毛泽东提出返延时，“立允其速行，以免其疑虑”（据《蒋介石日记》）！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重庆谈判80周年之际。近日，重庆市重庆史研究会会长、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蔡斐接受专访，通过梳理当年海内外媒体报道，从舆论视角揭示了蒋介石在毛泽东提出返回延安时迅速应允的背后秘密。

谈判全过程，置于媒体聚光灯下

“号外！号外！毛泽东来重庆了！”80年前的8月28日，报童挥舞着手中《新华日报》号外，激动的呼喊声和叫卖声，响彻山城的大街小巷。

▲1945年8月28日，《新华日报》推出的号外。资料图片

这份号外上，醒目的特大号字“应蒋主席邀请商谈团结建国大计，毛泽东同志抵渝”，至今读来，仍令人热泪盈眶。这也展现了重庆谈判的舆论战的白热化。

“事实上，国共谈判在抗战后期就已经开始，但一直是私下进行的，是一种常态，而非事件。到重庆谈判时才事件化和新闻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报刊媒体的广泛关注。”蔡斐称。

对重庆谈判这一重大政治事件，参与报道的国内外报刊媒体的精准数字，难以统计。目前，有据可查的已超过45种，主要分为四类：一是重庆《新华日报》、延安《解放日报》等共产党报刊；二是重庆《中央日报》、上海《中美日报》等国民党报刊；三是重庆《大公报》、重庆《新民报》等中间派报刊；四是苏联《红星报》、美国《纽约时报》等海外报刊。这些媒体对重庆谈判都充满了“热情”，以大篇幅进行了报道。尤其是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抵达重庆九龙坡机场时，媒体对重庆谈判的关注达到了顶峰，飞机舱门刚一打开，“摄影竞赛继续了二十分钟之久”“美国记者们象〔像〕打仗似的，拼着全力来捕捉这一镜头。”——《新华日报》1945年8月29日这样报道。

“谈判的正式时间是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共43天。但媒体报道的时间跨度却远长于此，从1945年8月16日《中央日报》刊登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赴渝的第一封电文时就已经开始，直到毛泽东离渝后仍在继续，如1945年10月31日《新华日报》刊登《国共商谈继续举行》。”蔡斐介绍。

在这次舆论战中，《新华日报》发表的社论、消息、专论、诗歌等形式相关报道，不下60篇；《中央日报》以消息为主、评论为辅，发表了超过30篇报道；在民营报纸中，《大公报》也刊登相关报道约40篇；在国外媒体中，新加坡的华侨报纸《星州日报总汇报》发表了消息、社论，不下7篇；美国《纽约时报》也刊文超过10篇。

“可以说，重庆谈判的全过程，都呈现在媒体的聚光灯之下。”蔡斐称。

激烈交锋，建构不同舆论形象

“对重庆谈判的报道，本质是各方媒体基于不同的政治立场和情感倾向，在参与谈判的历史建构和政治博弈。因此，它们一方面报道了重庆谈判的事实概貌，另一方面也差异化地建构呈现了谈判的侧面细节。”蔡斐说。

国民党报刊上，试图建构一种政府响应民众的和平愿望，进行一场政治妥协的形象。

如，《中央日报》在刊登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赴渝的第一封电文时，配发了社论《完成胜利 保证和平》，其强调，邀请毛泽东赴渝是“尤不忍中国在国际和平的祥和之气方趋洋溢之时，国内和平独存梗塞”，公开电报则是因为“我最高当局怀抱着化梗塞为祥和的苦心和决心”，开展国共谈判更是“以副〔符〕民族国家之望”。

《会谈纪要》公布时，《中央日报》的社论《政府与中共的会谈》，对《纪要》的具体解释一笔带过，却用大篇幅说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为会谈所做的让步，声称“政府自当不惜任何忍让的步骤，求其能拯斯民于水火，奠定和平建设之基。”

共产党报刊上，则建构了一种与全国人民一起追求和平民主而努力的形象。

一方面，揭露真实困境，如《新华日报》在1945年8月22日刊登的社论《蒋介石先生哿电书后》中，直接揭露了国民党当局在对敌伪区的接收问题上给中共的不公待遇，并指出：“象〔像〕目前这样一只手叉〔掐〕住了对方的咽喉，暗中拳打脚踢，而面孔上浮着奸笑来说‘快来团结，快来团结’的做法，三岁的孩子也会知道不公平不合理和不可能团结得拢来的。”

另一方面，极力宣传为本次谈判实现和平民主而作出的努力。如，《新华日报》刊登了读者来信，借读者之口表明毛泽东赴渝“是为着我国的民主团结而来的”；《新华日报》在社论《和平团结·民主统一的基础——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代表会谈的结果》中，反复强调中共做出的努力：既有毛泽东同志不顾危险“遥迢来渝”，也有“中共代表对于各项具体问题提出若干主张，做了若干开明的让步”“关于解放区军队与解放区地方政府的问题，现在大家都可看到，中共方面实已做了极大的让步”。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媒体基于不同立场，对形象建构各有侧重，但所有报刊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强调会谈成功，尝试营造和平团结的舆论氛围。”蔡斐称，基于需要一个统一的中国来维持本国的利益，连同苏联、美国、英国等国的海外媒体，也都表明谈判要成功的呼声。

挥手扭乾坤，“笔抵百万兵”

“围绕重庆谈判展开的这一场舆论斗争，本质上是国共双方政治斗争的媒介延伸。”蔡斐表示。

在他看来，在毛泽东赴渝前的舆论战中，中共处于下风。

蒋介石、国民党基于对毛泽东不敢来渝的错误估计，发起的这场舆论战，目的是“假戏真作〔做〕，制造空气”，将发动内战、破坏团结的责任扣在中共头上。

因此，《中央日报》才连刊三封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赴渝的电文，并配发数篇社论，“诚恳”邀请毛泽东。尤其在第二封电报发出后，《中央日报》发表的社论，不仅语气强硬地指责朱德电文辞意慢待、主张谬妄，还声称：“我们要请毛先生惠然来渝，以事实来证明其无意于内争。”几乎就是直接认定，毛泽东不赴渝就是中共无心和平。

“此时，由于国民党的宣传迎合了人们期盼和谈，变斗争为团结的普遍心理，舆论对蒋介石邀请之举表示出热情和好评。在这种情况下，以《新华日报》为代表的中共媒体，无论怎样坚持‘我们还想平心静气地说明一下真相，抒述一点意见’，能够达到的宣传效果，都是十分有限的。”蔡斐说。

▲1945年8月29日，《新华日报》报道毛泽东抵渝。资料图片

不过，假戏终究成不了真。随着毛泽东亲临重庆，国民党的舆论攻势随之土崩瓦解。1945年8月29日，《新华日报》第3版在《欢迎毛泽东先生》一文中，直接指出：“毛泽东先生应蒋主席的邀请，毅然来渝，使我们过去所听到的对中国共产党的一切诬词和误解，完全粉碎了。”

为此，国民党当局不敢公然违逆民意，只能采取“报纸不发表社论，不写本报专访稿，新闻发布一律采用中央通讯社的新闻稿。有关谈判的报导〔道〕，要登得少，登得小，版面不要太突出，标题不要太大，尽量缩小此事的影响，不要替共产党制造声势”的办法，以作应对。

不过，按照周恩来“我们的记者要和各报的记者交朋友，把主席的活动情况和我们的主张都要及时地报道出去”的指示，《新华日报》不仅刊发了许多第一手消息，涵盖毛泽东出席宴会和庆典仪式、互访故旧、接见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会见国民政府官员、接受媒体访谈等。

同时，中共还积极联动各大媒体一起进行报道和评论。而此时处于国共谈判的敏感时期，国民党当局不敢直接干涉媒体关于毛泽东赴渝后的新闻报道，《新华日报》和其他许多报刊获得了相当充分的报道机会。这对于毛泽东在渝公开活动和中共主张的宣传效果实际上就更大。

“可以说，当毛泽东的飞机落地，国民党定下冷淡处理的报道策略时，这场舆论战就已经进入了由中共引领的下半场。”蔡斐说。

尤其是，1945年11月14日，毛泽东《沁园春·雪》在重庆《新民报晚刊》第二版副刊“西方夜谈”上首次公开发表，轰动山城。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谈判取得“政战”“枪战”成果的基础上，更是打赢了这场“笔战”，可谓“书生一支笔，可抵百万兵”，以全胜的战绩永载史册。

“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各种社会力量的较量中，舆论站在哪一边，无疑标志着哪一边在道义上的胜利。基于此，面对强大舆论压力，据《蒋介石日记》披露，他本有趁机逮捕毛泽东的念头，却‘不敢稍有孟浪，总不使内外有所藉口，或因此再起纷扰，最后惟以天命是从也’，并在毛泽东提出返延安时，‘立允其速行，以免其疑虑’。”蔡斐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