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岁的钱造雄是舞蹈家王静的先生，他们于上世纪50年代初相识，1959年结婚。因革命文艺工作结缘，转眼已是60多年。60多年来，钱造雄始终像个大哥哥一样呵护妻子。在他心里，王静一生太不容易，“母亲散尽家财支持革命，哥哥王朴牺牲时她才12岁，她后来靠着自己的奋斗实现了理想。”

与王静相比，钱造雄有着更特殊的人生经历。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上海外国租界度过的。他目睹过四行仓库保卫战的壮烈，也亲历过中国人的团结让日本鬼子害怕的场景。

以下是钱造雄的口述。

襁褓中，我被放入吊篮带进租界避难

对抗战的回忆，我想从九一八事变说起。我正好出生在事变发生前一周，1931年9月12日，我生于当时还属于上海乡下的浦东。

当时的上海市区有很多外国租界，租界更安全，日本人不敢打租界的主意，所以整体来说上海表面上还算平静。但生活在上海边缘地带的中国百姓还是很紧张的，难民们都想尽办法躲进租界。

我的爷爷、婆婆和爸爸都在租界里。我们算是小康家庭，我爷爷有手艺，开了一家小裁缝铺。我父亲从英国人办的商业学校毕业，进入租界里的工部局工作，相当于是卫生局、药品食品检验所这种技术部门的一个公务员。我出生不到一个月，妈妈就带我坐船过黄浦江去找爸爸他们，其实就是去避难。

结果到了租界一看，坏了，随着局势紧张，来的难民太多，租界要严控，所以大门已经被铁丝网拦起来了，闲杂人等不让进了。怎么办呢？爸爸想了个办法，从租界里面房子的窗户放下一个篮子，妈妈把我放到篮子里，爸爸再把我吊上去，这样还在襁褓中的我就被带进了租界。

我是进去了，但妈妈没办法，只能先回浦东乡下，等到局势有所缓和，才得以进来一家团圆。因为我是钱家的第一个孙子，长孙非常受重视，所以无论如何想尽办法，都要先把我弄进租界，家里才放心。

四行仓库，女中学生泅渡苏州河送旗子

我们在上海外国租界的家位于今天的静安区吴江路，靠近南京西路和石门一路交叉口。后来我就一直住在租界，在租界里度过童年、少年时代。读书时遇到暑假，我也会回浦东乡下消夏。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民族抗战开始了。我也到了上小学的年纪，进入租界一所中国人开办的学校。那时，租界仍然相对平静，但上海的抗日气氛已经很浓烈了，我们学校的老师也在宣传抗日思想。

▲1948 年，钱造雄在上海。 受访者供图

七七事变后不久八一三淞沪会战打响了。打到10月底的时候，谢晋元临危受命，率400多名官兵，据守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掩护主力撤退，他们跟鬼子激战了四天四夜，誓死“与最后阵地共存亡”，也让国际社会看到了中国抗战的坚定决心。

当时我们住的租界在苏州河南岸，跟四行仓库就隔了一条河。保卫战打响的时候，我们这些小学生也很激动，还有高年级的同学把大家组织起来，想为对岸的官兵送点什么。送什么好呢？听说他们需要一面旗子，但过河的桥已经封锁了，怎么送过去呢？最后，有个很勇敢的女中学生，把旗子带在身上，跳进了苏州河，冒着枪林弹雨，泅渡过去，旗子很快就在四行仓库高高飘扬。

这件事我印象很深，不但我们小孩，就连大人都觉得她是英雄。我记得苏州河南岸好多中国百姓感动落泪，挥手致敬。

提篮桥渡口，中国人的团结吓坏日本兵

1941年，我10岁那年，日本偷袭美国海军基地，发生了珍珠港事件，太平洋战争打响。英国人、美国人等很快从租界搬走，一天之内，日军就占领了上海公共租界，“孤岛”彻底沦陷。

上海被日本人接管后，我们就成了“亡国奴”。我们学校要求我们上日语课，强迫我们学日语。我们当时很反感。想起来，我们当时还是太小了，这种反感可能不是一种受到侮辱的感觉，而是出于一种在租界长大的孩子的本能反应。

日本人对我们搞“奴化教育”，强迫我们学他们语言和文化，但学生们心里都明白，不学！大家都敷衍了事，日语考试很多人都不及格，不及格就不及格吧，老师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记得那时我们在放学后做游戏，有个游戏叫“捉强盗”，谁都不愿意做强盗，因为，大家都清楚，强盗就是日本人。

有一次，我亲眼看到日本兵欺负中国人。那天，我们从上海的家回浦东乡下，从提篮桥渡口过江，那里是交通要道，有日本兵把守。一个中国百姓经过关口的时候，吐了口唾沫在日本兵脚下，日本兵很凶，逼着他要舔干净。这就不得了了，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中国人都吼起来了。那个日本兵看上去十几岁，还是个学生模样，他害怕了，躲进岗亭里抱着枪不敢出来。

那是我第一次亲眼看见日本兵的凶残，也第一次明白，只要中国人团结起来，日本鬼子也会害怕。

1945年日本投降，消息传来，上海沸腾了。租界里大家敲锣打鼓，放鞭炮，放烟火庆祝。我们心里都清楚，终于不再是“亡国奴”了。

抗战胜利后，我初中毕业，进入高中。高中学校的同学中，来了一批地下党的积极分子。我逐渐接触到进步思想，开始思考人生的方向。1949年，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从此一生，坚定地跟着共产党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