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有重庆谈判？重庆谈判谈了什么、取得了哪些成果？重庆谈判对新时代有何历史启迪？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重庆谈判80周年。8月25日，由重庆红岩革命历史文化中心主办，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西南大学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承办的“千秋红岩·重庆谈判80周年历史研究学术交流”在重庆红岩干部学院举行。

▲8月25日，“千秋红岩·重庆谈判80周年历史研究”学术交流会在红岩干部学院举行。记者 齐岚森 摄

来自全国的著名历史学家、党史专家齐聚一堂，聚焦重庆谈判的历史贡献与时代价值，以深邃的学术思想让鲜活的历史照进当下，让人们在回望峥嵘中汲取前行力量。

李忠杰：

重庆谈判留下五大历史启迪

▲李忠杰。记者 齐岚森 摄

“当年的重庆谈判，关系到中国的命运，也给中华民族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80年过后，中国已经发展到新的时代，对重庆谈判的研究也应该有一个历史性的提升。”活动中，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以《站在时代高度汲取重庆谈判的历史启迪》为题，分享了他的观点。

在他看来，登高望远，站在时代的高度，进一步探寻和汲取重庆谈判留下的历史启迪，从更大范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非常必要的。

他认为，重庆谈判留下的历史启迪，至少涵盖：

——坚持把民族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国共两党都有自己的理念、利益和考虑。

1945年4月23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开幕词中开门见山地指出：“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何为光明的新中国？毛泽东使用“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五个词，作了清楚、准确、权威的界定。这些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之所在，是全中国人民的根本愿望和心声。

重庆谈判的根本问题，其实就是抗战胜利后中国向何处去？如果罔顾民族和人民的利益，把自己一党一派利益置于民族和人民利益之上，必然会产生很多矛盾，不是缩小而是会扩大冲突。

——和平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渴望和平，世界也都希望中国和平。美苏两国也都乐见国际局势稳定，不希望国共两党的矛盾和冲突扩大。

重庆谈判的举行，是和平的需要，也是实现和平的一个机会。谈判成功，和平实现，将是中华民族的一个胜利。遗憾的是，国民党迷恋自己的武力，以为靠武力就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最后遭到彻底失败。历史告诉我们，通过战争来实现自己的目标是不可能的。无论国际国内，过去现在，都要珍惜和平、维护和平，决不能轻易走上战争之路。

——谈判是解决矛盾冲突的首选方式。历史上的谈判很多，在恃强凌弱的丛林时代，谈判经常被当成一种谋略，甚至是骗人的花招。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文明的提升，谈判越来越成为利益协调的常见方式。

自古以来，许许多多的人和国家，都曾经想“独赢”“独享”“独占”，甚至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但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这样的做法和理念越来越难以实现。欲壑难填，最后只能自取其辱。唯一现实的选择，只能是在实现自己利益的同时，也尊重和照顾别人的利益，即“共赢”。

——民主是中国进步的必由之路。在中国共产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对《论联合政府》作说明时，毛泽东明确指出：“还在一九三七年我就提出只有民主才能救中国。”

重庆谈判中，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立场是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用民主来救中国。而国民党坚持由军政走向训政再实行宪政的路线图，不愿迅速结束训政。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民主是中国人民的合理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谁主张民主，谁实行民主，谁就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就能推动中国走上光明之路。谁反对和阻碍民主，谁就会被时代淘汰。

——团结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提出的三大口号之一，就是“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在抗战胜利后，提出的三大政治口号中也包括“团结”。重庆谈判的教训也告诉我们，全民族的团结，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条件。维护这个团结，是中国所有政党和政治力量的基本责任。中华民族过去要团结，现在要团结，将来仍然要团结，要在团结中共同奋斗，在团结中走向现代化的美好前景。

杨明伟：

重庆谈判教育了党和人民不可松懈

▲杨明伟。记者 齐岚森 摄

“重庆谈判的结果，教育了党和人民‘绝对不可松懈’。正如毛泽东所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活动中，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对外合作交流局原局长杨明伟以《重庆谈判的几个重要关键节点及其历史影响》为题，剖析了重庆谈判的深远影响。

在他看来，重庆谈判的前因是，正面战场节节败退，而敌后战场节节胜利，国民党政府出现了空前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和信任危机；美国在对中国的政策上左右摇摆，反复无常，没有一个明确的外交方针；国共两党的关系，在抗战期间，特别是在重庆谈判之前，最为错综复杂。

进入正式谈判后，状况则更加复杂：

首先是真谈假谈的问题，中共方面一开始就有明确的判断。如，1945年8月16日，中共中央在一份电文中就指出：“国共谈判，蒋之三月一日演说已拒绝于先，六参政员携回方案又被拒绝于后，而且又骂我们为人民公敌，故请毛往渝全系欺骗。”

其次，整个谈判过程艰难曲折，斗争十分激烈。谈判的核心包括，中共提出以和平、民主、团结为统一的基础；承认国共两党、各党各派合法平等地位；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重划受降地区，中共应参加受降工作；停止一切武装冲突；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的政治会议；中共部队改编为十六个军四十八个师；解放区有解放区的选举办法等。

谈判中，中共虽然不断做出了一些让步，但国民党却没有诚意，美国方面也只是讲谈判形式，并不在乎中共方面的谈判内容。

就在谈判期间，国民党军仍在不断进攻中共军队，只是遭受了挫败。因此，重庆谈判的背后，就是政治和军事的较量。政治和军事的复杂性，决定了重庆谈判的复杂性。

毛泽东曾用“问题复杂，还要讨论”八个字来形容其复杂性。他指出：“军队国家化，国家要统一，我们是完全赞成的，但前提是国家民主化，军队和解放区不能交给一党控制的政府。如何民主化，还要讨论。虽然目前有很多困难，但总会想出克服办法的。我们不主张破裂。”

杨明伟称，最终经过40多天的谈判，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在《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上签字。《双十协定》签订的第二天，即1945年10月11日，毛泽东返回延安。1945年10月12日，国共双方公布了《会谈纪要》。周恩来等人则留在重庆继续谈判。

“重庆谈判的长远结果，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教育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队伍及人民认清国民党的虚伪性。本来全国人民对和平建国抱着很大的希望。但是，蒋介石只是把和谈看作争取时间以调集兵力的暂时手段，所以《双十协定》签订后，内战的烽火不但没有停息，反而越燃越大。”杨明伟说。

杨明伟认为，重庆谈判的意义，教育了党和人民认清国民党的虚伪性，告诫大家“绝对不可松懈”，前途光明、道路曲折；迫使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迫使国民党不得不继续利用谈判来解决问题。另外，重庆谈判前后，中共也开启了与美国政府代表正式谈判的外交历史等。

武力：

重庆谈判让中国共产党赢得历史主动

▲武力。记者 齐岚森 摄

“重庆谈判的历史，验证了在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历史还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式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活动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原副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三线建设研究分会会长武力以《从重庆谈判看中国共产党在历史转折关头的抉择》为题，分享了他的观点。

他称，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之间，在关系到革命前途和国家命运的关键历史关头，有过五次重大抉择和两次国共合作：一是1924年帮助国民党改组和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二是1927年大革命高潮时的国共分裂；三是1937年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四是抗战胜利后以重庆谈判为代表的国共和谈；五是1949年国共两党的北平和谈。

在这五次重大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的抉择，除了第二次因中国共产党本身的不成熟、共产国际的不恰当指导以及反动势力过于强大等主客观因素导致失败外，其余四次都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后面三次，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政治上的成熟和英明决策。因此，对于重庆谈判的意义及历史经验，需要再认识。

在他看来，重庆谈判的历史经验，首先在于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抓住了开展和平斗争的机会；其次，在于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前，中共中央做出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如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有理有利有节；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等；再次，在于原则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的完美结合，不仅保住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胜利果实，还在政治上、舆论上获得了主动、赢得了民心；最后，在于谈判的底气——战场上，寸土必争、决不退让，为谈判增添了筹码。

“重庆谈判，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以和平之名行政治博弈之实’的典型事件。它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这一立场成为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赢得解放战争胜利的根本原因。”武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