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文化是中国西南地区古代文明的一朵奇葩，她具有开启历史早、延续性好、地方性强等特点，同时又始终与中华文明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近日，由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担纲的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川渝地区巴蜀文明进程研究项目”成果《中心与边缘的交互：巴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及其“华夏化”进程》在《西南文物考古》上正式发布。

6月6日，文章作者、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白九江接受了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采访，以自己多年对巴文化的研究，将其融入华夏文明的进程娓娓道来。

西汉时期巴文化走完了“华夏化”的历程

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原文化的触角已伸向三峡地区。

顺着白九江手指指向的一件件文物，我们沿着时间的长河，回溯巴文化与中华文明千丝万缕的关系。

约4000年前，中原王湾三期文化沿汉水南下，其典型陶器如高领瓮、敛口钵、大圈足盘等现身于三峡东端的宜昌白庙遗址。与此同时，来自三峡西端至重庆一带的中坝文化因素，如盘口罐、花边陶缸等，也在峡东地区留下痕迹。这次相遇拉开了巴文化与中原文化数千年互动的序幕。

商代是巴文化主体性确立并迎来第一次大规模交互的关键期。在鄂西峡江，路家河文化崛起；四川盆地东部形成石地坝文化；陕南则孕育了宝山文化。商文化沿长江干流强势南下，其典型器物假腹豆、鬲、大口缸等深刻影响了路家河文化。然而，在四川盆地腹地的石地坝文化中，商文化因素却极为罕见，凸显了交互的复杂性与区域差异。

其中尤为瞩目的是陕南汉中盆地的城固洋县铜器群，它融合了巴文化特色器物与典型商式礼器（如鼎、簋、尊、罍），成为两种文明碰撞交融的璀璨结晶，甚至可能是商文化与更远的四川三星堆文化交流的桥梁。

▲重庆奉节永安镇出土战国楚文化铜器

东周时期，华夏核心区文化对巴地的影响更为深入且单向。中原式水陆攻战纹铜豆、狩猎纹铜壶出现于四川宣汉罗家坝遗址，楚文化铜器如鼎、敦、壶、缶则广泛见于重庆奉节、云阳李家坝、涪陵小田溪等巴人腹地。

▲重庆涪陵小田溪墓群出土带盖铜鍪。

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中原文化主要经由南阳—汉水—渠江通道入川；楚文化则倚重“峡江道”西进，战国中期已抵重庆忠县一带。巴式柳叶剑、戈虽偶现于湖北襄阳等地，但整体上巴文化处于收缩态势，其社会与文化开始全面接受华夏熏染。

白九江说，秦统一后，半两钱、蒜头壶、汉字铜印在巴地迅速普及。汉初矮蹄足鼎、灶、动物形灯等陶器组合标志着汉文化的生根。战国中期至西汉早期，巴地普遍出现铜錞于、钲组合，这一源自中原的制度成为巴文化礼乐特色。汉式鼎、盒、壶及丧葬习俗广泛落地，至西汉中期，巴文化基本完成“华夏化”历程，融入中华文明大一统的洪流。

巴文化的独特性为华夏文明的“多元”增添不可替代光彩

巴文化绝非被动接受者，其独特性为华夏文明的“多元”增添了不可替代的光彩。

时光回到数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此时的川东地区已经拥有西南最早且最完整的文化序列，与成都平原共同构建了中国史前文化的重要区系，丰富了中华文明的早期图景。

白九江说，巴文化的物质标识鲜明夺目。陶器以尖底器（杯、盏）和圜底器（釜、罐）的组合为灵魂。这种独特风格，与三峡地区悠久的规模化制盐业息息相关——从新石器时代的尖底陶缸，到商周的尖底杯、战国花边圜底罐，盐业生产工具奠定了巴陶的基调。生活用具如圜底陶鍪、釜甑，则适应了山地流动生活。

在青铜领域，巴人创造了极具辨识度的文明符号。陕南城洋铜器群除商式礼器外，还有人兽面具、虎纹钺、三角援戈等独特器物。东周巴蜀青铜器更是大放异彩：柳叶剑、烟荷包钺、虎纽錞于、鸟形尊，以及神秘的巴蜀图语，共同构成中华青铜文明的华彩篇章。其中鍪等器物甚至被秦文化吸纳，反向丰富了华夏文明的内涵。虎形纹饰的盛行，与廪君化白虎的传说呼应，成为族群精神世界的生动注脚。

▲重庆涪陵小田溪10号墓出土铜鸟形尊

白九江说，这些物质遗存，深刻反映了巴地独特的生态环境、生业形态（盐业为支柱）与精神信仰，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多样性的坚实根基。

西周时期巴国从政治上开启了“华夏化”的历史进程

巴人融入华夏，不仅是物质层面的交融，更是政治身份与文化心理的深刻重构。早期文献如《华阳国志》《山海经》将巴人祖源附会于黄帝、太皞（伏羲），甚至大禹娶涂山氏、会诸侯亦有巴蜀参与。这种对华夏正统的主动攀附，正是边缘族群构建华夏认同的典型策略。

白九江说，政治关系上，巴经历了从方国到帝国郡县的演变。夏商时期，中原王朝视巴为“甸服”，既有赏赐也有征伐，体现了一种不平等的宗藩关系。

西周则成为这一关系的转折点：巴参与武王伐纣，被周王朝“爵之以子”，纳入“南土”藩屏体系。春秋时期，巴频繁参与中原盟会，与楚、秦等国互动密切，政治身份在“华夏”大框架内得到确认。

战国形势剧变，巴国政治中心被迫南迁入四川盆地东部。楚文化沿峡江西进，秦灭巴蜀后更以移民实边、推行秦制等方式强力整合。汉承秦制，设郡县、兴文教、行盐铁专卖，最终使巴地完成了从政治结构到文化心理的华夏化转型。司马迁著《史记》时，已明确将巴蜀与“西南夷”区分，视其为华夏一体的一部分。

白九江说，巴文化的融入之路，是一条双向奔赴的文明长河。中原华夏文化以其强大的向心力与辐射力，主导着融合的方向与深度；而巴文化则以独特的地理禀赋和文化创造力，为华夏文明注入了新鲜血液与多元色彩。

从新石器时代星火初燃，到秦汉之际汇入华夏洪流，此次研究成果深刻印证了巴文化融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命力：在持续的碰撞、吸收与创新中，多样性非但没有消逝，反而在更高层次的认同下焕发光彩，最终凝聚成生生不息的文明共同体。

（本文图片由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