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逐渐成为党的领袖，全党的核心。红岩精神就是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老一辈革命家培育的伟大精神。”1月11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暨第二届红岩精神与《新华日报》学术研讨会在西南政法大学举行。研讨会上，重庆市重庆史研究会名誉会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周勇分享了他的真知灼见。

▲周勇。记者 谢智强 摄

在周勇看来，毛主席、党中央是培育红岩精神的领导者、指挥者和参与者，周恩来、中共中央南方局是红岩精神的培育者、创造者、践行者，红岩村是红岩精神的历史源头。

具体表现为：

一、抗日战争时期，在以毛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厘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原则，奠定了国共合作之基，这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的根本遵循和战略定力之所在。

1939年5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伊始，即将毛主席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若干论述编成《毛泽东救国言论集》，由重庆新华日报馆公开出版。8年中，中共中央南方局坚决贯彻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而毛主席则始终为战斗在大后方的中国共产党人导向领航。

二、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党中央把对国民党及其统治区的统一战线工作提升到全党工作的高度，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统一战线实践具有了全党中心工作的意义，肩负起高举旗帜，民族复兴的时代使命。

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其任务是“代表中央向国民党及其他党派进行统一战线工作以及指导南方和大后方各省党的工作”。

随后，毛主席、党中央授权周恩来领导和加强党在国统区和敌后城市的工作。1940年8月，毛泽东指出:“过去中央工作方向偏重军事和战区,对南方及日本占领区注意很少,今后政治局须大力加强这个方面。”他提出“中央今后的注意力,第一是国民党统治区,”其次才是敌后城市和我们战区。这是抗日战争以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把对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工作放在“第一”的战略地位。毛主席还明确授权,“国民党区域的党, 均由恩来全责管理,以统一党的领导。” 1940年9月18日, 中共中央成立敌后工作委员会, “由周恩来负总责”，领导与推动整个敌后城市工作,“以重庆为推进整个南方敌后城市工作的中心”。据此,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了由周恩来兼职主持的敌后工作委员会。

因此，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是代表中共中央负责领导整个国统区和南方敌占区城市工作的领导机构。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解放战争时期，被毛主席称之为“第二条战线”。

三、抗战全面爆发以后，毛泽东及时指出了中国抗战的前景与发展方向，显示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妥协投降的坚定立场，这是南方局从容应对艰苦卓绝复杂政治环境，形成“出淤泥不染，同流不合污”的政治品格的底气。

毛主席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董必武、吴玉章、邓颖超等受邀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毛主席曾专电国民参政会，阐述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参政会及抗战大局的主张：“寇深祸亟，神州有陆沉之忧；民众发舒，大难有转旋之望。转旋之处多端，窃谓以三言为最切：一曰，坚持抗战；二曰，坚持统一战线；三曰，坚持持久战。诚能循是猛进，勿馁勿辍，则胜利属我，决然无疑”。

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的宣言》，提出了著名的三大政治口号：“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

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始终以此为遵循，在《新华日报》上和工作实践中，对三大政治口号进行了集中的、多种形式的宣传报道、深入阐释，简洁明确、言简意赅地宣示了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

在实践中，周恩来、中共中央南方局一方面既坚决反对汪精卫妥协投降的汉奸行径，另一方面又拒绝蒋介石把共产党纳于“一个大党”的图谋，始终争取同蒋介石集团维持国共合作，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的指示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共产党人身上显示出红岩精神所具有的“出淤泥不染，同流不合污”的政治品格。

四、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践中，毛泽东制定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统一为主，磨而不裂”的斗争策略，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实践中充分展现了“刚柔相济，锲而不舍”的政治智慧。

抗战时期的国共合作始终在和而不同中建立，在斗而不破中发展。1939年毛泽东就预见到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与摩擦不可避免，应在发展抗日运动与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下解决、和缓内部矛盾与摩擦。他指出，统一战线要讲团结，但又要讲斗争。“统一不忘斗争，斗争不忘统一，二者不可偏废，但以统一为主，‘磨而不裂’。”

周恩来在重庆把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发挥到了极致。即使如皖南事变后形势之凶险，南方局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既敢于斗争，又镇定冷静、灵活应变，挽救了濒于破裂的国共合作，推动了中间党派的中立并开始向左转。这场国共之间的大斗争，开始成为抗战时期国共关系和中国政治的重大转折，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全国性大党，开始进入了与国民党最高当局直接对等谈判的新时期，这些都是刚柔相济，锲而不舍的政治智慧的充分展现。

五、毛主席制订了加强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南方局在其领导的广大地区落地生根，成为红岩精神本质“崇高精神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浩然革命正气”的根基所在。

具体包括：

毛主席提出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塞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建目标，称之为“伟大的工程”。

毛主席制定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蓄积力量、等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的白区工作方针。

南方局把毛主席的上述指示具体化为“三勤”“三化”，即“勤学、勤业、勤交友”和“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的政策，指示地下党的同志们要设法深入社会，独立工作，埋头苦干，通过用共产党员实实在在的行动启发群众、教育群众、团结群众、带领群众。在极其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保持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和优良作风，在灯红酒绿的考验中不断锤炼坚强党性，犹如六月风荷“同流而不合污”。

由于有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人的率先垂范，战斗在大后方中心城市的共产党人，都经受住了严峻考验，坚守住了共产党人的品格。

抗战胜利以后南方局东迁南京，中国共产党成为在国统区的公开组织，周恩来仍按照“三勤”“三化”的要求，专门部署了隐蔽力量，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之时。

毛泽东提出的党建目标和方针政策，在南方局得到了不折不扣的落实和创新创造的发展，走出了一条在国统区把党“建设成为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塞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新路，为也是红岩精神与中国共产党其他革命精神所共有本质属性的组织基础。

六、抗战胜利后，毛主席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是对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工作和党的建设的一次全面检阅，更是对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方局工作成效和红岩精神的充分肯定。

毛主席是在中国向何处的历史时刻，为了实现“七大”路线——建立“联合政府”的路线而亲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的。“七大”路线是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否定，但联合政府又不是由共产党一党领导的政府，而是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和其他中间党派的联合政府。为此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中国如果成立联合政府，可能有几种形式。其中一种就是现在的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存在相当长的时期。对于这种形式的联合政府，我们还是要参加进去，进去是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走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毛泽东所讲的“独裁加若干民主”的联合政府，其性质是“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联合政府。

应当说，这是党为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作出的重大决策，是一个从力量对比的实际出发作出的战略决策。

毛主席重庆之行对南方局工作成效和红岩精神给予了充分肯定。他指出，“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地感到广大的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我又看到许多外国人，其中也有美国人，对我们很同情。广大的外国人民不满意中国的反动势力，同情中国人民的力量。他们也不赞成蒋介石的政策。我们在全国、全世界有很多朋友，我们不是孤立的。”毛主席以“一身系天下安危”的气概参加重庆谈判，既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的时代使命，更集中展现出刚柔相济、锲而不舍的政治智慧，“出淤泥不染、同流不合污”的政治品格，以诚相待、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和善处逆境，宁难不苟的英雄气概，是红岩精神在历史转折时期最为华彩的篇章。

“对毛主席、党中央领导南方局争取抗战胜利和建立新中国的业绩，指导培育红岩精神这个问题，还需要进行更系统、更深入、更细致的研究。”周勇表示，目前，这一研究才刚刚破题，但已经发掘出来的资料相当丰富，可以为深化研究提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