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回到80年前的重庆。

彼时，一个由全国专家组成的考察团，登上停泊在江边的轮船，准备前往一个神秘之地。10多天后，专家们满载而归。

▲大足石刻宝顶山景区迎来众多游客驻足参观。（资料图片）通讯员 黄舒 摄 

随后的数年里，一片藏于山林之间的著名石刻造像——大足石刻，在离开史书记载、消失于人们视野数百年后，开始频繁出现在人们眼前，并从此惊艳世界。

究竟是什么时候，又是谁，重新让大足石刻走入了人们的视线？

4月27日，大足石刻研究院副院长艾智科讲述说：“正是在80年前的1945年4月27日，考察团抵达大足，在山林之间找到了大足石刻的踪迹。”

重修县志引发史学家关注

千年前的晚唐，昌州刺史韦君靖一边建造着“粮贮十年，兵囤数万”的永昌寨，一边在县城北边的龙岗山开凿石造像，随后的200多年里，官员、僧尼、信众效仿，最终缔造了如今名动世界的北山石刻。

800年前的南宋，一代高僧赵智凤坚守70余年，镌刻宝顶山南北岩石刻群像，传下宝顶石刻美谈佳话。

▲道光《大足县志》载大足北山、宝顶山线描图 北山线描图：绘有北山摩崖造像、多宝塔及二佛等。 宝顶山线描图。

随后的数百年里，偏居一隅的大足石刻渐渐走出了史家的笔触，远离尘嚣隐没于山林掩盖之中。

时间来到1942年，大足县临时参议会成立，重修县志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艾智科说，当时的大足县县长郭鸿厚将这个重任交给了临时参议会议长陈习删。

陈习删和他的团队遍查史料，走遍了大足的山山水水。1944年冬，《民国重修大足县志》终于编撰完成。

在其中的《山脉》篇中，陈习删等人详细记载下了当时湮没无闻的北山、宝顶石刻造像。

随即，这部县志被送至当时内迁到重庆北碚的中国辞典馆印刷，县志所提到的石刻造像立即引起了时任辞典馆馆长、著名学者杨家骆的关注。

15人考察团勘探大足石刻

不能让明珠蒙尘，杨家骆决定邀请当时来到重庆的各界专家，前往大足一探瑰宝。

艾智科说，1945年4月25日，由15人组成的考察团筹备完毕。他们是：史学家杨家骆、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立法委员何遂、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顾颉刚、教育家张静秋、复旦大学教授朱锦江、教育部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摄影师冯四知、故宫博物院科长庄严、北碚修志委员会副主任傅振伦、画家梅健鹰、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雷震、中国辞典馆青年学者吴显齐等。

“别看我们现在去大足一路坦途，1个多小时就到了。在80年前，考察团整整花了两天时间才抵达大足。”艾智科说，考察团在北碚坐上民悦轮号，乘船先到合川，住宿一晚后，再坐滑竿，经铜梁前往大足，直到27日傍晚才到达大足。

第二天一早，考察团举行了座谈会，对随后几天的科考工作进行了部署。

揭开北山宝顶石刻造像之谜

考察团的第一站是龙岗山，在这个被称为佛湾的山坳里，专家们流连忘返。当考察团成员站在转轮经藏窟前时，他们被精美的观音造像深深震撼。吴显齐称赞道：“除敦煌壁画外，实无其匹。”

位于多宝寺前的北塔是龙岗山的标志。沿着砖筑的阶梯，考察团成员登上北塔。绍兴、成化、万历、光绪历次的修塔记和造像记，精美的浮雕佛像，以及绍兴二十四年伏小八的造像镌记，都在他们的拭拂下放出新的光彩。

▲大足石刻考察团合影 1945年摄

1945年4月30日，成员们坐滑竿前往宝顶。下午1点半，考察团迈进历经了战乱和重修的圣寿寺，韦驮殿、大雄殿、燃灯殿渐次排开，斑驳的朱漆、翘角的飞檐、残存的石塔以及大宝楼阁的残址，这座宏伟却已黯旧的古刹让大家感觉到了历史的变幻无常。

拨开时间的尘土，考察团用丰硕的工作成果解答了宝顶石刻之谜——断定赵智凤先后在

圣寿寺里建大宝楼阁，后又开凿了大佛湾南岩群像和北岩的大宝楼阁。“妙丽庄严，天人俱足”。特别是千手观音造像，“恍若自然天生”，“鬼斧神工，叹观止矣。”然而不久，元兵入川，四川大乱，宝顶就此衰微。

考察团最终确认，宝顶石刻确是赵智凤一手经营，历数十年而成。同时还将宝顶石刻分为两大区75段，记有碑17种、经文5种、藏经目录1种、图记10通、图颂10首，现存有佛像约1551尊，完整率79.2%。

▲大足石刻考察团在宝顶山大佛湾。摄于1945年4月

5月5日，考察结束。

在8天时间里，专家们共拍摄影片1部、部位图2种、石刻目录2种、照片200帧、摹绘200幅、拓片100通。

抗战胜利前后的文化盛事

随后的两年里，专家们开始逐一整理收集到的大足石刻相关资料。

艾智科说，这是继1940年梁思成考察大足石刻之后一次更加全面系统的科学考察。

以杨家骆、马衡、顾颉刚等为代表的学者，通过精心的考证，不仅揭开了大足石刻的神秘面纱，而且确立了其与云冈、龙门三足鼎立的历史地位，使沉寂近千年的精美石刻艺术再次呈现在世人面前。

随着研究工作的陆续开展，关于大足石刻的一篇篇研究报告开始见诸报端。顾颉刚《大足小志》、杨家骆《大足石刻及其背景》、朱锦江《大足石刻艺术批评》、马衡《大足石刻古文孝经考》、傅振伦《漫话大足石刻》等学术著作及论文陆续在全国各大媒体或文史杂志中刊出，在重庆引起轰动，也成为抗战胜利前后全国的文化盛事。

▲杨家骆《抗战八年中艺术考古学上第一重要发现：大足石刻》刊于《寰球》第9-10期，1946年。

时光荏苒，80年后的今天，大足石刻早已从深藏山林的瑰宝跃升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璀璨明珠。199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大足石刻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称其为“天才的艺术杰作”。如今的宝顶山与北山石刻区，日均接待游客数以千计，络绎不绝的访客在此驻足，惊叹于千手观音的恢弘、华严三圣的庄严，以及牧牛图的生活意趣。

在保护与传承的征途上，科技与人文并驾齐驱。近年来，大足石刻研究院运用三维激光扫描、AI修复等前沿技术，对风化严重的造像进行数字化建档与虚拟复原。2015年，耗时8年的千手观音修复工程竣工，800余只金手重焕光彩，成为文物保护史上的里程碑。与此同时，大足石刻的“数字孪生”项目通过云端展示，让全球观众足不出户即可沉浸式领略石刻艺术的精妙。

▲大足石刻宝顶山景区，迎来众多游客驻足参观石刻造像。（资料图片）通讯员 黄舒 摄 

“大足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已从地域性研究发展为国际显学。自2005年起，大足石刻国际学术研讨会每5年举办一届，汇聚全球学者探讨石刻造像艺术、社会史与文化交流。研究领域不断拓展，从单纯的造像风格分析，延伸至唐宋社会史、巴蜀民间信仰乃至丝绸之路文化互动。

“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回望，1945年的那次科考不仅让大足石刻重见天日，更点燃了文明传承的火种。”艾智科说，从寂寂山林到世界遗产，从地方志书到全球学术，大足石刻的复兴之路印证了一个真理：文化遗产的永恒魅力，在于代代守护者的薪火相传，亦在于传统与现代的对话共生。未来，这片镌刻着千年信仰与智慧的石壁，将继续以无声的语言，向世界讲述中华文明的深邃与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