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见证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演进，包括重庆合川钓鱼城范家堰衙署遗址、重庆渝中区老鼓楼衙署遗址在内的两项考古新发现，入选了近日出版的《新时代百项考古新发现》。

▲钓鱼城范家堰衙署遗址。

这两处考古发现究竟揭开了什么样的历史谜团，近千年前的巴蜀大地上密布的宋元山城防御体系又是何样辉煌的场景？2月21日，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专访了两项考古发现的负责人——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袁东山。

充分展现中国古代形胜思想的智慧与魅力

在《新时代百项考古新发现》中，专家这样评价着在重庆大地上出土的这两个考古遗址：南宋后期为了抵御元军南下，宋元山城防御体系被构筑起来，重庆合川钓鱼城范家堰南宋衙署遗址、重庆渝中区老鼓楼衙署遗址揭示了这一体系的中枢神经。蒙古三次西征，横扫欧亚大陆，但是在川渝地区却多年受阻，也可以说，宋元山城的防御体系，延长了南宋国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一座座建于山峦之上、江心之中的宋元山城，用自己残存的“躯体”记录了怎样的辉煌历史？

袁东山说，宋元山城兴起的背景是源自蒙古帝国的崛起与对外扩张。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后，接连发动三次西征，南宋王朝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在守江、守淮、守河三种战略选项中，南宋最终选择了守江。而川渝地区的宋元山城，正是这一战略决策的具体实践。

川渝宋元山城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划分为“丁亥之变”“阔端入蜀”“余玠主政”“蒙哥亲征”及“降元毁城”五个关键阶段。

该防御体系以长江、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渠江六大水系为天然屏障，以重庆为核心据点，构筑起四川盆地的坚固防线。钓鱼城在元军的猛烈攻势下屹立不倒，直至1282年才无奈投降。

目前，已发现的113座宋元山城中，约80座为南宋所建，这些要塞巧妙利用地形优势，扼守水陆交通要道，充分展现了中国古代形胜思想的智慧与魅力。

宋元山城，作为南宋为抵御元军南下而在川渝地区精心构建的军事防御体系，不仅深刻体现了元军“以山制山”的战略意图，其影响力更跨越川渝，延伸至陕南、甘南、贵州乃至福建等地。

范家堰衙署遗址为研究宋元战争史提供珍贵实物遗存

说起合川钓鱼城范家堰衙署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袁东山说，一切都要追溯到20多年前。

自2004年起，钓鱼城遗址便开启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历经20多年的不懈努力，截至目前，考古专家们已经在钓鱼城发掘出古地道、石照县衙、南一字城等14处重要遗址点，总面积近4万平方米，出土各类文物万余件，为深入理解钓鱼城的选址、布局及营建智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近千年前的钓鱼城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一个个破土而出的遗址到底讲述着怎样的历史？

袁东山说，合川钓鱼城范家堰遗址地处弧形山坳地带，背山面江，地势西北低、东南高，呈四级阶梯状分布。2017年8月至2018年4月，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范家堰遗址开展了第四次主动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3000平方米，新发掘清理各类遗迹59处，补充清理前三次考古发掘揭露的遗迹46处，出土器物标本644件。

▲钓鱼城范家堰衙署遗址出土铁雷。

当范家堰神秘的领域显示出它原本的恢宏，人们才真正能够得见，它对于重庆人不屈精神的展现，以及那在岁月长河中闪现的熠熠光辉。

根据资料显示与复原，整个范家堰衙署都按照典型的庭院式设计修建而成，东部是依山而建、呈阶梯式的前院、中院、后院……从出土文物分析，其间还精心布置着景德镇的精美瓷器；西部则是淙淙流水，亭台水榭，水池、浮雕、石灯随处可见，园中还有一座在当时规格极高的乌头门。

“范家堰遗址分为办公区和园林区，园林区是半开放的，可以对民众开放的，这反映了宋朝执政理念中人本思想的兴起。遗址出土的铜质象棋子也说明，在紧张的战争期间钓鱼城内并不缺乏娱乐活动，体现了钓鱼城军民无畏的英雄气概。”袁东山说。

除了美观外，作为战时指挥中心，范家堰衙署凝聚着整个钓鱼城的人心，以守将王坚、张珏为首的精兵强将在此运筹帷幄，安定居民。从衙署位置来看，这里的高处也极有可能设置有观测台，以供随时掌握城外蒙古军队的动态。

袁东山说，范家堰南宋衙署遗址是钓鱼城的政治军事中心，符合中国传统衙署建筑规制的同时又具有鲜明的山地城池特色，丰富了中国宋元时期都城以外的城市考古资料，为我国宋代城址与衙署建筑、古代园林及宋元战争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遗存。

园林区的大水池规划科学、设计精妙，引、蓄、灌、排有机一体，填补了宋代山地大型水利工程考古发现的空白，是宋代城市规划思想、水利营造技术的真实反映。

范家堰遗址与既往发掘的水军码头、南一字城、九口锅、山顶环城等遗址共同构成了钓鱼城山、水、城合一的城防系统，作为宋元山城防御体系“皇冠上的明珠”，为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宋元山城防御体系在老鼓楼衙署遗址筹建经营

在历史上留下赫赫威名的川渝宋元山城防御体系，是以哪里为中心营建起来的呢？

袁东山说，答案就是位于重庆渝中区的老鼓楼衙署遗址。

▲老鼓楼衙署遗址。

老鼓楼衙署遗址位于重庆市主城核心位置——渝中区解放东路望龙门街道巴县衙门片区，地处金碧山下、长江左岸的台地之上，临近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

2010年4月至2012年12月，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收获。

袁东山说，老鼓楼衙署遗址兴建于宋元战争的历史背景之下，是南宋川渝地区的军政中心——四川置制司及重庆府治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

老鼓楼遗址出土遗存中，最为出名的无疑是遗址中的高台建筑，它是当时衙署建筑前部的谯楼，这座谯楼横跨解放东路，形制独特。始建时期，城楼面阔38米，进深15米左右，七开间，三进深，其下还有一个面阔71米的高台基础，这大大超出了现存所有州府级衙署的谯楼规制，连当时南宋都城临安的谯楼都不及它伟岸。

▲老鼓楼衙署遗址

从始建至今，老鼓楼衙署遗址已经度过了800年岁月，作为重庆这座城市历史上的重要建筑之一，它也见证了其所守护的这片土地800年间的沧桑巨变，见证了这片热土之上所生活的人民世世代代骨子里所凝聚的精气神。

袁东山说，老鼓楼衙署遗址的发现填补了重庆城市发展史考古上的空白。从南宋置司到抗战时期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再到直辖，是重庆城市发展史上的三次大飞跃。而宋淳祐二年（1242年）四川制置司移驻重庆，无疑是重庆城市大发展的开端。

此时的重庆城，从普通州府成为西南地区的政治、军事中心。而老鼓楼衙署遗址作为四川制置司衙署治所，是南宋时期川渝地区抗蒙战争的指挥中心，和当时的钓鱼城、白帝城、成都云顶山城等共同组成了山城防御体系。

这个防御体系成功粉碎了当时元军“顺江而下，直取临安”的战略意图，并导致了蒙哥汗败亡钓鱼城下，客观上对缓解欧亚战祸发挥了重要作用，影响了世界文明发展的进程。

▲老鼓楼衙署遗址出土墙砖

修筑城楼是为了防御外辱，但真正能让其发挥作用的，还是它所守卫的这座城市中的人。

袁东山说，老鼓楼衙署遗址高度凝炼了重庆先民坚韧豪毅的民族性格，是巴渝儿女前赴后继、不屈不挠斗争精神的典范和象征，是重庆人文精神的珍贵载体。

“宋元战争后，整个川渝地区人口只剩下4%。消失的96%人口中有大家族、大文豪、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这些人或死亡或迁移到别的地方，剩下的人几乎没有记录和文字能力。但重庆这个城市的文脉却没有中断，几千年来一脉相承。”袁东山说，无论是重庆的原住民还是后来的移民，都传承了在山地生存的智慧和技术，尊重自然、敬天法地，同时，也形成了重庆人性格中的坚韧和乐观。

除此之外，老鼓楼衙署遗址的发现还对重庆这座城市进行了重新梳理和定位。

袁东山说，唐宋期间，中国一共出现了63个府，经过考古工作者们的研究和统计，重庆是如今唯一一个成为直辖市的府。

（本文图片均由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