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出现了什么，让先秦时期的这群重庆人反其道而行之，放弃临水而居的惯例，将自己的家园搬到了山巅之上？

近日，《重庆峡江地区先秦时期聚落形态新探——以云阳磐石城商周遗址为例》，在《西南文物考古》上发布，揭开了先秦时期重庆人做出这样与众不同选择的谜底：不时爆发的战争和频繁的洪水，让古人不得不打破规律，将自己的部落选址到了海拔超过500米的高山之上。

▲磐石城遗址远景。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4月24日，论文的第一作者、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杨鹏强接受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独家专访表示，磐石城商周遗址的选址在重庆峡江地区以往的考古工作中极为罕见。这一新发现，为探讨重庆峡江地区先秦时期聚落的选址、功能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考古材料，有效补充了先秦时期人类对环境的多样性需求。

物资匮乏的高山上发现了先秦遗存

2017年，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云阳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对磐石城遗址开展了考古发掘工作。在此次发掘工作中，首次在磐石城内发现了商周时期的遗址。

这一发现，在带来惊喜的同时，也让现场的考古专家们陷入了长久的沉思：放着水草丰美的平坦江河沿岸不选，却在悬崖峭壁上安家，这群古人是怎么想的？

磐石城究竟有多险，才能让考古专家们啧啧称奇？

“崔嵬穹窿，其形如磨而四垂悬绝。”指着地图，杨鹏强这样形容磐石城所处的位置。

无独有偶，考古专家们在万州天生城遗址也发现了商周时期遗存的分布。

杨鹏强说，天生城与磐石城所处的地貌极其相近，均是处于河流与长江交汇地带的独立岩石山体之上，海拔都在500米以上。

因此，通过磐石城和天生城商周遗址的考古发现可知，在传统的以临江临水阶地、低海拔、缓坡、谷地为主流的聚落选址规律之外，还有少量类似于磐石城的高岗或山地地貌也可以是先秦时期聚落选址的选项。

为何选择这种相对传统选址规律而言并不适宜于人群生产生活的区域？

在接下来的数年间，考古专家们埋首于遗址出土器物和文史资料之中，寻找着谜团背后的真相。

最终，答案在反复探寻中浮出水面：

为了在战争中自保，为了躲避频发的洪水。

战争和洪水逼迫古人搬上高山之巅

杨鹏强说，磐石城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作为军事设施使用，这里天然而成的地理优势结合人工修筑的军事设施，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区域性军事防御体系，这个体系的军事功能以防御为主，兼具指挥、瞭望、后勤储备等其他军事功能。

另外，在峡江地区乃至整个西南地区，人们有结寨自保的传统，这种寨堡类的山城防御设施在历史时期长期发挥着重要的军事作用，尤其是宋元（蒙）战争期间达到了极致。

由此反向推之，早在先秦时期，澎溪河与长江交汇地带的人群亦可能会因为战争的原因而被迫选择磐石城进行自保，因此磐石城商周遗址最显著的聚落功能可能就是军事防御。

除此之外，在对同时期的其他三峡地区古人类遗址的考古发掘中，专家们已经发现，不论是先秦时期还是历史时期，洪水现象是重庆峡江地区阶段性的历史现象，是长期伴随着人类在这一区域的生产生活的。

而洪水的发生必然会致使临近江河边沿的低海拔地区的人群去选择海拔较高、适宜生存的区域。

因此，可以说处于长江边缘的磐石城也可能是在面临洪水的时候被迫成为附近临近澎溪河、长江的聚落选择迁移的一个地点，从而形成了磐石城这样一个高海拔、生存条件较差的先秦时期的聚落。

与附近聚落互通有无，保障自己的生存

在大部分依靠自然资源作为生存物资的先秦时期，古人是如何在这个物资匮乏的悬崖峭壁上繁衍生息的？

“磐石城商周遗址出土的大量鹅卵石制作的石器和石料反映了该遗址与周边区域，即临澎溪河、长江区域有着联系或互动。”杨鹏强说，磐石城遗址所处的高海拔山体顶部的天然地理环境决定了其难以自给自足，需要与周边其他遗址或者周边区域的自然资源相互依存。

那么在磐石城周围，有这样的遗址分布吗？

有！杨鹏强说，他们在磐石城遗址所处的澎溪河与长江交汇地带，还曾发掘出包括李家坝、丝栗包、大地坪等保存较好的先秦时期的遗址，它们与磐石城共同“织”起了一个聚落“网”，用互动交流来取长补短，以此达到整个“网络”中的自给自足。

由此，先秦时这片区域的生活图卷被徐徐打开。

各个聚落之间的人们，以地理环境为基础，沿江聚落的人们进行着山水林地、动植物资源、交通等基本生存需求的采集和运输，一旦战争和洪水发生，人们就一起躲上高山，避开人力和自然对生活的侵扰。

编辑：刘一叶     主编：吴国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