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丰收节，不在日历上。

新沙地那块田刚睁开眼，花猫蜷在扫帚上打着呼噜，父亲就挑着那担缺了口的粪桶出门了。一瓢一瓢，浇过豇豆苗，再浇过一垄一垄的莴鸡菜。粪桶的提梁被手茧磨得油亮，扁担在肩头一颤一颤，吱嘎吱嘎地响，混着山里的鸟叫和远处的狗吠，是早晨最寻常不过的声音。

暮色漫上山坡的时候，父亲光着脚从田里回来，裤脚卷到膝盖，腿肚子上沾着泥，泥干了，裂成细碎的纹。身上带着粪土和草木的气味，说不上好闻，却是庄稼人闻惯了的，闻着踏实。母亲抱出泡着桑葚的酒坛，启开坛口，酸甜的酒香漫了一屋。她斟一杯，父亲抿一口，两人相视一笑。

放学回来，我把画满红色勾勾的试卷摆在八仙桌正上方。父亲落座，便用指甲缝里嵌着泥的手把卷子端起来，翻来覆去看了很久。他认不得几个字，其实只是看那些红勾勾——勾得密，他就觉得好。看完，他慢慢地把卷子折好，对准书包的大嘴巴，塞了进去。母亲从灶房出来，端了一碗荷包蛋搁在我面前，没说什么。

麦子收完那阵，别人家收割后，田里总会落下些麦穗，我们提着竹篮去拾。有一回，我跑到杨二家收割过的田里，拾了满满一背篓，比往常多出不少。父亲看了好一阵，没说话，放下手里的活，牵着我摸黑去了杨二家。他蹲下来，把背篓里的麦穗一穗穗码在杨二家堂屋地上，码得齐齐整整。码完，他还在旁边站了好一会儿，垂着头。回家的路上，父亲说：“不是自家的，啷个都不能要。”

麦子之后，便是稻谷。

故乡最隆重的丰收仪式，是割稻谷。稻谷金黄翻浪，各家便提前打招呼，今天帮张三家割，明天帮李四家，后天帮王五家，轮流着来，互相搭把手。

▲金秋稻浪翻滚，一派丰收景象。 新华社发

上午男女一起下田割，下午男人把谷子挑回院坝，妇女们挽起袖子，一把一把往板凳上挞，谷粒噼里啪啦落在院坝里。晚上孩子们围上桌子，专挑主人端出来的腊肉、香肠、咸蛋，大人们嘴上骂着“穷吃饿吃的，家里好久没开油荤了？”脸上却笑着。

我们家有一亩田嵌在沟壑间，叫淹沟，是一块冬水田。新沙地那片土贫瘠，唯独这块冬水田不一样——山坡上的腐殖土随雨水淌进去，土就肥了。田埂是青石垒的，缝里长着牛筋草，踩上去滑溜溜的。秧苗栽下后撒些柴火灰，说是防稻瘟病。这片田，年年谷穗沉甸甸的，是村里人羡慕的“粮仓”。

可刘成家就没这么幸运。八口人总共只分到三亩地，抽签时偏偏抽到两亩半瘦瘠干田。

那年稻谷丰收后，我听见母亲和父亲嘀咕了半夜，可具体说什么，竖着耳朵也没听清。

第二天，父亲蹲在门槛上抽了半袋烟的工夫，没吭声。母亲知道他不乐意——那块田是他年年翻得最仔细的，土被他养得黑油油的。父亲沉默了许久，突然下定决心似的，把烟袋锅在鞋底磕了磕，站起来说：“换就换吧，庄稼人，田在哪儿不是种。”

我家那块冬水田，后来归了刘成家。

种田不总顺遂，刘成尤其如此。他种惯了瘦田，用的还是瘦田那套粗放法子，肥田反倒被他种坏了。他以为秧苗栽下后，不用像瘦田那样打理，只等着收成就是。哪里知道，田肥容易生稻虱子，稻叶会蜷曲。他习惯性地撒下半包尿素。父亲站在田埂上看了半天，回家把锄头往墙角一靠，闷声说：“刘成那块田要绝收了。”母亲问：“那啷个办？”父亲没答话。第二天一早，他扛着锄头去了淹沟——如今是刘成家的那块田。傍晚回来，裤脚沾着泥，只说了一句：“排水晒田，再撒草木灰。”

那一季稻谷到底救了回来。刘成背来半袋新米，父亲把他拦住了。母亲在一旁笑着摆摆手：“把田种好，比啥都强。”刘成挠挠头回去了。那晚屋里灯火柔和，父亲端起酒杯抿了一口，嘴角翘了翘：“这刘成，够老实。”

后来，父母随我来到了城里。

城里的楼房整齐，街市热闹，超市里的大米堆得满当当，一年四季都有。可父母总说，城里的米吃不出那股清润。新沙地的冬水田一年只收一季，米是糙的，煮出来却有一股甜香。

收音机里说起农民丰收节，父亲站在阳台上，望着花盆里几株蔫蔫的小菜。过了一会儿，他摸出手机给老家的堂弟打了个电话：“今年谷子收成怎么样？”听那边说了几句，他“嗯嗯”应着，挂了电话，回头对母亲说：“第九个丰收节了。”母亲摩挲着从老家带来的旧陶罐，笑了笑：“热闹好。种了一辈子地，还有人记着呢。”

有次母亲在菜市场买了桑葚，泡进玻璃罐。半月后尝了尝，她摇头说味道不对。父亲在一旁轻声叹：“水土不一样了，坛子也不一样了。”顿了顿，他又说：“可这桑葚是甜的，酒也是真的。在哪儿泡，都是桑葚酒。”

岁月流转，父母年纪大了，回乡一趟不容易。秋收时节，母亲抓出几把新花生——是老家幺叔托人带来的——又启开那只从老家带来的旧陶罐。这一回，她用旧陶罐泡了菜市场买回的桑葚。

那晚只有我们仨。阳台朝着老家的方向，母亲斟了三杯酒，一杯给父亲，一杯给我，一杯留给自己。酒杯里暗红的一片，映着窗外的月光。“不管在哪儿，收成好了，就是丰收节。”母亲抿了一口。

窗外的城市灯火通明，远处偶尔有车驶过，声音很轻。父亲放下杯子，拿起新花生，一粒一粒地剥，剥到第三颗的时候，他嘴角翘了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