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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在军,一级导演,首批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938年出生于重庆荣昌(时为四川荣昌),1950年参军,1959年转业,考入中央电视台(时为北京电视台)。曾任央视高级编导,中国文联全委会委员,执导1979年、1980年、1983年、1987年、1988年五届央视春晚,推出《东方红》《百年恩来》《在希望的田野上》等电视文艺节目,荣获中国电视艺术终身成就奖、中国电视金鹰奖、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等。2026年,其自传《海棠最相思:我的导演人生》由重庆出版社出版。
姓名会如何影响一个人的一生?这个问题听上去很有趣,因为答案一定是丰富多彩的。
对于88岁的邓在军而言,她走过的漫长人生,的确与她的名字有着一种奇妙关联。
“回想起来,好像是命中注定,我叫‘在军’,就真的一辈子‘在军’。我12岁便偷偷地参了军,20岁结婚,先生也是军人,所以后来我转业了,还是做了一辈子军属。直到现在,我都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的家属院里。”电话那头,她笑得爽朗,声音洪亮。我不禁想到,这位米寿之年的老太太,骨子里仍是一个热情耿直的重庆姑娘。

▲邓在军。
离开家乡大半辈子,这个重庆姑娘的名字,或许并不为大多数的重庆人所熟知。但在中国电视艺术史上,“邓在军”这三个字,早已留驻成一道永恒的星光。
1959年7月,她结束文艺战士的军旅生涯,转业考入中央电视台,开启了与新中国电视事业60余年的缘分。她在央视文艺组从零起步学习编导工作,此生再没改行。
身为新中国第一代女导演、央视春晚开创者之一,她让李光羲、李谷一、费翔、毛阿敏等一批歌唱家成为时代记忆,让《祝酒歌》《乡恋》《在希望的田野上》《冬天里的一把火》《思念》等一批作品成为不朽金曲。
正如央视专题节目《向经典致敬——邓在军》所言:“因为有你的付出,中国多了一个看春晚的年俗。锲而不舍的坚持,铸就了通往金牌导演的道路。”

▲邓在军获中国电视艺术终身成就奖时留影。
此次采访,溯时光而上,从邓在军的童年说起——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在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我与身在北京的邓在军千里连线,请她讲讲与人民军队的不解情缘,以及部队的锤炼给她带来的前行力量。
“我十几岁就跟着部队参加过川东剿匪,赴西藏慰问演出。从军的经历锻造了我乐观坚强的性格,也为我后来的事业奠定了重要基础。”她如此总结这段缘分,“无论是当文艺兵还是做军属,我永远忘不了战友们对我的爱,永远忘不了部队教会我要守纪律、讲团结、爱党爱国。这些都是我一辈子最宝贵的财富,让我受益终身。”
“其实,我本来的名字还不叫‘在军’……”话锋一转,我们的龙门阵,从她的名字开始了。
1938年,邓在军出生在重庆荣昌城郊一个山村,她是家中独女,爸爸在綦江的煤矿当工人,妈妈是有中学文化的家庭妇女。她从小成绩好,长得也乖巧,考试总是前三名,深受祖父宠爱。
祖父在当地颇有名望,把她当男孩子培养,还常常念叨:“我们在军要是个孙子就好了,绝对了不起!”
“‘在军’这个男子气的名字,来得有些阴差阳错。”邓在军回忆,“我们家按辈分取名,我是‘在’字辈。妈妈怀我的时候,祖父希望生个儿子,说如果是儿子就叫‘在军’,如果是女儿就叫‘在君’。我生下来就按照祖父的意思取名为‘在君’。”
“我从小就不是乖乖女,比较调皮,特别有主意。”她笑道,虽然妈妈管教很严,说女孩子要规矩,不能爬树等等,但她从来不听,惹了不少麻烦。
“在君”变成“在军”是在1950年9月。“我那时还不满13岁,一天早上,我假装上学,瞒着家里偷偷去参军,部队登记的同志问我的名字,我说叫邓在君,他写成了军人的‘军’,我觉得也挺好,再没改过来。这个‘无心之失’,却成了我未来人生的预示。”
为啥那么小跑出去参军?
邓在军说,当时荣昌很闭塞,她在1950年之前没真正见过解放军,“第一次见到解放军,我就觉得这支队伍太好了!”
“1950年9月,解放军的剿匪部队经过荣昌,驻扎在我家附近。战士们很有纪律,下雨也不进百姓家,就坐在屋檐下;晴天呢,就在操场上演《刘胡兰》《白毛女》,我看了特感动。我觉得这支军队太好了,跟国民党之前造谣中伤的完全不一样。”
“最让我好奇的是,演戏的有很多女兵,她们比我大不了几岁。我本就爱唱爱跳,就想跟她们一样,去参军。”
9月的一天,邓在军瞒着母亲,背着书包,装作去上学的样子,紧赶慢赶,追上了刚从他们村子开拔的队伍,报名参军。
为了万无一失,她甚至还提前找到当时的荣昌县长开介绍信,“县长之前做地下工作时在我们那里开过米店,大家都认识,我哄他说爸妈同意我参军,他就给我开了介绍信。我后来才晓得,妈妈找了我一天一夜。”
妈妈在家里哭的时候,邓在军已跳上解放军的军车,离家越来越远。妈妈后来追到永川,见到女儿又惊又喜,要她跟着回去。“我很犟,坚决不干,部队领导也热情地做工作,妈妈总算放心,我就此成了一个女兵。”
13岁不到的女娃娃,部队怎么肯收呢?
邓在军笑了,“我犟得很,胆子大,又唱又跳,拼命自我推销。我小时候长得很乖巧,而且唱歌跳舞有基础,加上真的有表演和从军的热情,他们被打动了,就让我进了宣传队,成了一名小文艺兵。”
彼时新中国刚成立不到一年,部队还要剿匪,斗争很残酷。
“我当时也有些害怕,但从没想过离开!”邓在军说,小时候她爱听鬼故事,最怕的是“鬼”,领导发现后,决定让她晚上站岗。“岗哨挨着坟山,我害怕极了,觉得大人很可恶,我还没有枪高,为什么让我站岗?夜里起风了,树叶沙沙响,像有人靠近。我头皮发麻,只能暗暗给自己打气,‘我是女兵!我不怕!’但还是没忍住被吓得大哭。这时有几个人喊着我的名字跑过来,原来是躲在附近保护我的战友。我才知道领导让我站岗是帮我锻炼胆量,我也慢慢懂得了,世上没有鬼,人都是自己吓唬自己。”
在重庆周边剿匪时,部队一路打一路走,常常一天行军七八十里地。“行军有时是在晚上。第一次夜行军时我特兴奋,但没走多远就开始犯困,捏鼻子、咬嘴唇、掐大腿都没用。我前后左右都是战友,一打瞌睡,被他们一撞,我就醒了。后来我才晓得,这是战友们在给我当‘栏杆’,保证我不掉队。”
部队大家庭的关爱让邓在军永远难忘:“那是一种家人般的温暖。记得我参军时只带了两件单衣,天冷了没衣服穿,一个战友就把自己的毛背心送我,他们的团结友爱为我打开了新世界。”
剿匪到江津时,上级派邓在军所在部队参加抗美援朝,年纪最小的她成了唯一被留下的战士。她后来进入位于重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后勤文工团,再从重庆经昆明到北京、上海、成都,在各地文工团调动辗转,度过了近10年的“在军”生涯,直到1959年转业。

▲西南军区后勤文工团团员邓在军(1952年)。
“我在重庆度过了5年的部队时光,直到1955年西南军区撤销。”在重庆,邓在军曾因主演的节目《牧童山歌》获奖,代表全团向军区司令员贺龙敬酒;还曾在1954年进藏慰问演出三个多月,当战友们被高原反应折磨时,她竟完全没事,挑起大梁成了台柱子。
她在重庆还遇到了爱人周尔均,他们相伴相知,携手一生。“老周是军区后勤政治部的年轻人,温文尔雅,我们慢慢走到了一起,周末常常从驻地大坪坐公交,‘进城’逛解放碑。老周带我去丘二馆喝鸡汤,去山城羊肉馆吃格格,哎呀,现在想起都流口水!”

▲周尔均、邓在军夫妇。
“部队生活是一种催化剂,能让年轻人迅速成长。”忆往昔,邓在军感慨万千,“我永远感激部队这个‘大熔炉’给我的历练,部队让我学会了什么是纪律,什么是团结,什么是爱国。部队成就了我!让我从一个乡下‘野丫头’成为一名合格的文艺战士。且不说部队生活对我思想觉悟的塑造,单说那些年的文艺实践,对我后来在央视当导演也有极大帮助。无论唱歌跳舞,还是话剧、歌舞剧,广泛的艺术实践让我对各种艺术有了综合性的认识和理解,让我后来做艺术节目导演得心应手,调度自如。”
1959年,邓在军从部队转业,通过考试进入央视。
短暂做了一阵播音员后,她被调到文艺组当编导,“起初我连基本的镜头切换都不会,出了不少洋相。但我要强,加上在部队历练过,我想只要肯努力,一定能掌握电视编导技术。我很拼,常常是清早出门半夜才回,没多久我就能独立操作了。”
“我和同事杨洁(《西游记》导演)、王扶林(《红楼梦》导演)、黄一鹤后来被观众戏称是央视‘四大名导’,而我由于在部队从事文艺工作多年,熟悉音乐舞蹈和传统戏曲,主要承担节目导播任务,在央视成立的前20年,执导了数以千计的文艺节目。”
邓在军说,那时央视还没自办过大型文艺晚会,她强烈地希望能有所改变,用一台面向全国观众的高水平大型文艺晚会,奉献更好的精神食粮。
这一天,终于来了。
1978年,借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她大胆地向央视领导建议,首次自办一台面向全国播出的以“亿万人民欢乐更欢乐”为主题的春节联欢晚会。没想到,这个“破天荒”的想法得到同事全力支持,领导也果断拍板,决定由她和杨洁联合执导。
于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37天后,1979年除夕夜,中国电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生事物——迎新春文艺晚会,与全国观众见面。这意味着,央视春晚诞生了。
“虽然央视春晚形成全国效应是从1983年开始的,但事实上的首届央视春晚就是1979年这台。”邓在军说,春晚的诞生,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人民的需要。
晚会的主题是“欢乐”,首创“茶座式”现场布局。这台首届春晚上,京剧名家李和曾、袁世海、李世济,评剧名家新凤霞等大家齐聚登台,流光溢彩,歌唱家李光羲的《祝酒歌》不但把晚会带向高潮,更通过荧屏,火遍了全国。
如今,除夕看央视春晚已成为中国人的年俗,以歌舞、相声、小品“三结合”的形式构成春晚主体节目,正是始于1979年春晚。“我最初的想法,是让不同年龄、职业的观众都能享受艺术,不换台,不起身,这是衡量晚会是否成功的标准。”邓在军说。

▲年轻的邓在军导演(右)和郭兰英沟通拍摄事宜。
此外,她还担任了1980年、1983年、1987年和1988年的央视春晚导演,把费翔、毛阿敏等歌手推向全国,成为观众眼里的时代记忆。
“我们是幸运的,赶上了好时代,才有春晚的诞生;而后春晚的蓬勃发展,又进一步反映出我们国家民族的繁荣昌盛。”邓在军诚恳地说,自己有个最大的优点,就是认定的事情一定要做到,无论生活还是工作,困难再大,也不后退。“朋友们说我属牛,有股牛脾气。我知道,这除了是天性,更与青少年时代军队对我的培养,以及后来做了一辈子军属,与先生相互理解、支持有关。”

▲邓在军传记《海棠最相思:我的导演人生》由重庆出版社出版。
“假设一下,如果您能穿越回76年前,跟12岁的自己见面,您想对当时的自己说什么?”采访的尾声,我抛出这样一个提问。电话那头,邓在军似乎在思考,在沉吟。稍等了片刻,她笑着说:“如果真的可以这样,那我就想告诉她:小姑娘啊,你这一生要永远感谢解放军,放心地跟着军队走吧,军队会把你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野丫头,培养成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
她的声音十分笃定,散发着蓬勃的朝气和无比强大的信念感。
我看不到她的脸,却不难想见她此刻的神情,因为我见过她太多的照片,照片里的她永远眉眼弯弯,笑容灿烂。
那笑容里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快乐和自信,我仿佛能透过她清澈的目光,看到她澎湃的心。我想,那颗心将永远年轻,永远赤诚,永远有着让人热泪盈眶的热情。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