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我站在这里——85年前，美国人雷伊·斯科特扛着16毫米摄像机拍摄的地方。越过澄澈的长江，对岸的渝中半岛尽收眼底：黄墙青瓦的湖广会馆、鳞次栉比的高楼、停靠在码头的黄金游轮……一切都那么祥和美好。

85年前的8月19日，同样的位置，江对岸却是一幅人间地狱般的恐怖画面：轰炸声振聋发聩，长江上翻起巨大的水柱，火光冲天，房屋倒塌，尘土飞扬，重庆母城被滚滚黑烟吞噬……

这是奥斯卡获奖彩色纪录片《苦干——中国不可战胜的秘密》（以下简称《苦干》）记录下的，当天侵华日军对重庆实施“八一九大轰炸”的场景，一个又一个的惨烈瞬间，触目惊心。

▲1941年，《苦干》在美国放映时的宣传画册封面。

《苦干》由华裔女艺术家李灵爱策划筹资，雷伊·斯科特拍摄，真实记录了1939年至1940年间中国抗战大后方的社会生活景象。

2025年8月19日，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内，历经中国团队11年的寻找、研究，85分钟的《苦干》修复版首次在国内完整放映。看完全片，现场观众无不垂泪。这段17分34秒的“八一九大轰炸”珍贵影像，是侵华日军暴行无可辩驳的铁证。

为什么要如此执着地发掘《苦干》？中国不可战胜的秘密究竟是什么？回到1940年这次重庆大轰炸的现场，我们可以找到答案。

1940年8月的重庆，一反盛夏的常态，连日阴雨绵绵。

18日凌晨1时许，一场暴雨席卷全城——这是8月最后的一次酣畅降水。

雨歇之后，乌云散尽，皓月当空，清辉洒满山城。

谁曾想，这半月来难遇的晴朗，竟成了日军觊觎的机会，一场蓄谋已久的暴行，正在向重庆民众逼近。

8月19日—20日，日本陆海军航空兵为执行其大本营制定的“101”计划，悍然对重庆发动了大机群、大编队、长时间、高频度的地毯式恐怖轰炸——“八一九大轰炸”。

19日正午，暑气蒸腾，斯科特强压着心底的震惊和恐惧，冒着生命危险，在美国大使馆海军武官处，用镜头定格下“八一九大轰炸”的惨烈实况。

▲斯科特在南岸拍摄被轰炸的渝中半岛。

在他晃动的镜头里，炸弹呼啸着划破长空，一排排房屋轰然坍塌，黑烟如狰狞恶魔般肆虐蔓延，重庆母城被绝望的阴霾笼罩。

这段十余分钟的影像，无一字旁白，却比任何语言都更具冲击力。

“独一无二，令人震撼！”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重庆史研究会名誉会长周勇这样描述他2014年第一次看到这段影像片段时的心境。

在此之前，这位深耕重庆大轰炸研究30年的历史学者，一直在为影像资料的匮乏而遗憾——现存的少量黑白影像，多是日军从战机上拍摄的投弹画面，轰炸的具体时间、现场细节皆模糊不清。

从上而下的视角，带着侵略者的傲慢，我们的城市显得那么渺小，仿佛这场灾难只是武力炫耀的注脚。

而斯科特的拍摄，是首次身处其间，从下往上的仰拍、从旁边往中间的平拍，近距离、完整地记录了轰炸全过程，时间、地点、场景、人物均清晰可辨。

“这是迄今为止，由西方人拍摄的，重庆大轰炸时间最准确、史实最完整、内容最翔实、画面最震撼、评论最客观的影像原始资料。”周勇的评价掷地有声。

身处其间的视角，让镜头与受难的城市同频共振，让我们真切触摸到战争的残酷与生命的坚韧。

铁证如山，不容辩驳！自2014年起，周勇便带领团队持续寻找《苦干》史料、挖掘《苦干》史实、研究《苦干》历史。

作为团队中的“中生代”，重庆图书馆研究馆员、文史专家唐伯友研究的重点，即“八一九大轰炸”。

他通过大量精细考证，对重庆遭受的这场前所未有的大屠杀、大破坏进行了精确还原。

1940年8月19日至20日，日军派出近400架次飞机，在48小时内分8批次对重庆市区，尤其是繁华商业区和密集住宅区实施轮番轰炸。

“这是历次重庆大轰炸中，日机出动飞机最多、持续时间最长、投掷燃烧弹最多、城市建筑毁坏最严重的一次恐怖轰炸。”言及此次轰炸，唐伯友难掩痛心。

▲轰炸之后，被浓烟吞噬的渝中半岛。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为了彻底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日本侵略者对重庆城区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了长达6年零10个月的无差别轰炸。暴行之下，百姓流离失所，家园化为焦土，断壁残垣间刻满苦难。

作家老舍曾在《五四之夜》一文中这样描述1939年5月4日经历轰炸之后的重庆城：“这红光几乎要使人发狂，它是以人骨，财产，图书为柴，所发射的烈焰。灼干了的血，烧焦的骨肉，火焰在喊声哭声的上面得意地狂舞，一直把星光月色烧红。”

在“八一九大轰炸”中，日军所携带的重型高爆炸弹和新型凝固汽油弹，其规模和破坏程度远超1939年的“五三”“五四”大轰炸。

斯科特的镜头如实记录下1940年8月19日重庆遭受的浩劫——

炸弹与燃烧弹如暴雨倾泻，高爆炸弹落地处，建筑瞬间坍塌，火光、硝烟与尘土交织成冲天烟柱；凝固汽油弹引爆的上千摄氏度高温，让弹着点四周瞬间沦为火海，火焰裹挟着青烟，在噼啪燃烧声中直冲云霄。

巨响、火光、浓烟、尘土遮天蔽日，重庆城陷入阴森恐怖的绝境。

这是一场来自空中的大屠杀！

面对这样的场景，斯科特接连发出愤怒的控诉：“日本人说他们要把重庆从地图上抹去。”“这里的人们承受了难以置信的非人道待遇。”

根据1940年8月20日《新华日报》的报道，几十处燃起的熊熊大火，从较场口、督邮街、演武厅、大梁子向东一直烧到了苍坪街，西边一直烧到十八梯以下，整个市区主要的繁华大道被烧成一片焦土，焚毁大街小巷30余条。市商会、新华日报营业部、时事新报营业部、川盐银行、银行公会、美丰银行等均遭炸毁。

“八一九大轰炸”造成了重庆市区至少92条街巷被毁，4309户受灾，16977人沦为难民。

《苦干》的发现者、美籍华裔电影制片人罗宾龙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曾有人疑问，日本究竟对重庆这座城市做了什么？真的对这座城市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轰炸吗？我想，在看了影片后，会有更多人去正确地认识和接受真实的历史事实。”

轰炸之下，生活仍在继续。

在灭顶之灾到来的时候，重庆人没有号啕大哭，没有悲观绝望，只有坚定和不屈。

这份从容，在《苦干》的影像中被永久定格。

“八一九大轰炸”来临之前，预警的红灯笼升了起来。这团醒目的红色，意味着日机已经起飞，空袭即将来临，灾难正在逼近。

大街上，一位留着齐耳短发、穿着旗袍的女士抱着包裹，朝着防空洞走去，没有慌乱，只有镇定和从容；一些市民开始井然有序地乘坐轮渡，向南岸转移；消防队员们前往预定区域待命，时刻准备救援。

被市民亲切唤作“红灯笼”的物件，实则是抗战时期重庆的防空信号球。

今天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除了红色，信号球还有一种绿色的，预警时悬挂红球，警报解除则换挂绿球。唐伯友介绍：“结合拍摄线路与文献考证，《苦干》中悬挂红灯笼的报警台，正是位于中央公园与大梁子、公园路与左营街之间的制高点——山王庙信号球报警台。”

▲每当空袭迫近，满城便会飘起红灯笼。

那些年，每当空袭迫近，满城便会飘起红灯笼，它们如同沉默的见证者，陪伴着山城市民，从容地走过那段艰辛漫长的抗战岁月。

在斯科特的镜头里，流动的水果摊和“杭州茶庄”的商人，在空袭即将到来之际，仍在从容地进行着日常买卖，看不出丝毫的惊慌失措，不到最后关头，他们绝不会放弃自己的营生；在难得的轰炸间隙，天性好玩的孩子们在弹坑的积水里游泳……

▲淡定的重庆市民。

这一幕幕，正是抗战时期重庆市民真实的生活状态，是苦难中透出的蓬勃生命力。

在日机持续轰炸的几年时间里，“跑警报”成了所有重庆市民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

▲“跑警报”的人们。

“跑警报”大致分为“走乡下”和“钻洞子”两种。“走乡下”，每当雾季一过，市民就带上值钱的东西，自动疏散到附近的乡下居住；“钻洞子”，也就是跑防空洞。

出门办事需要“看天行事”，路途遥远的事情留着阴天办理；如果遇上大太阳天，人们就得在天亮之前起身准备“长征”，只为在炸弹落下前，顺利抵达安全的防空洞。

在《苦干》中，我们看到，“八一九大轰炸”紧急警报发出后，大部分市民拿着蒲扇，戴着巨大的遮阳草帽，有的还搬着板凳、带着脸盆，有序地进入防空洞内。

林语堂之女林如斯曾回忆：“是空袭才使我忘记了富人、穷人，接近我和围绕我的人们的缺点……是空袭才使我感到战争的脉搏。”共同的境遇，使得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近了，空袭也让大家更切身地感受到了战争的存在。

躲在防空洞里的人们，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既痛苦，又庆幸。有人在默默地等待空袭警报解除，有人在清点着离散的家人。在西南大学教授潘洵的描述里——医生的胡须闪着光，老妇人喃喃念着阿弥陀佛。这些面孔都是苦痛的，多数的人是苦痛的，除了几个对发生的事无动于衷的青年人，他们像是憧憬着未来。

防空洞里的百态是炮火下山城市民生活的缩影。“此时的重庆，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恐慌。”美国战地记者斯诺在其著作中写道，连连的轰炸，激起了山城人民对日寇深深的憎恨，“如果你没有钻过地洞，没有伏在田野里躲避直插下来的轰炸机，没有看过头颅已经破碎的母亲找寻自己儿子尸体的悲悯，没有闻过被烧死学童的焦味，你就绝不会理解这种憎恨。”

岁月流转，烽火渐远，但那段历史的印记从未消散。至今，在重庆渝中区枣子岚垭与学田湾正街交叉处，仍保留着“红球坝”的地名。

今天的红球坝，早已换了人间。火锅店与小面摊烟火升腾，街巷里的吆喝声交织着市井暖意，每一个角落都透着安宁祥和的浓浓生活气息。

谁会想到，这片如今满是烟火气的土地上，曾在抗战时期以一枚枚红灯笼的升起和落下，伴随过无数家庭的奔逃与坚守。

红球已经隐入岁月，但地名里藏着的伤痛与勇气，早已融入重庆的城市肌理，在寻常日子里，静静诉说着那段重庆人不屈的过往。

轰炸刚刚结束，每一个幸存下来的人就已经开始重建家园。

消防人员第一时间奔赴火场。《苦干》记录下了这段85年前最动人的逆行。

事实上，抗战时期重庆的消防设施十分匮乏。全市只有消防车12辆、消防艇2艘、升降云梯2架，以及少量水泵、灭火器。更多的是一些原始简单的工具，如铲子、斧头、锯子、水桶、瓦扒等。但是，即便是这样原始的工具，也不能一次配齐。

大多数时候，消防人员只能凭着一腔孤勇赴汤蹈火。

没有消防车，他们便徒步攀爬崎岖山路，把沉甸甸的灭火器材扛到火场；供水中断时，他们就与老百姓一起使用人海战术——从江边挑水进城，一人接一人，一桶传一桶，将水送到火场前线。

《苦干》，就记录了这感人的场景。

在重庆历次大轰炸的救灾现场，消防人员始终冲在最前线，扛起了最危险、最艰巨的救火重任。他们，也是那场浩劫中牺牲最为惨重的群体。

▲《苦干》 记录下轰炸之后消防人员救火的场景。

“八一九大轰炸”中，重庆市警察局消防中队长王开元、分队长徐敬率队奔赴火场救灾，不幸被炸弹击中，壮烈殉职。而在长达6年多的重庆大轰炸中，共有81名消防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他们是慈爱的父亲，是亲爱的儿子，也是这座城市忠实的守护者。

1947年8月19日，重庆市消防人员殉职纪念碑在今渝中区人民公园内落成，碑铭字字泣血：消防何为，绸缪安燕。七七以还，功同抗战。

而今，这座纪念碑依然耸立在原处，青灰色的墙上镌刻着殉职消防人员的姓名，默默提醒着每一位来访者：和平之下的岁月静好，皆源于前人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

轰炸之后的重庆城到处都是废墟，在《苦干》的镜头里，人们在废墟中寻找任何有用的东西，“哪怕是一根针或几片废金属”。

轰炸并没有炸垮这里的人民——

8月19日的大火之后，电线毁坏，在修理工人的努力下，3小时之后，全市重见光明。

火势猖獗，各方努力施救之际，各灾区先后设立茶粥店，8月20日共设立15处，21日共设立12处，免费供应给同胞。

8月19日，一位受难同胞望着他正在燃烧的房子，对他的孩子说：“去叫妈妈不要哭，哭也没用，明天总有办法。”

……

是的，明天总有办法！

轰炸并没有吓退这座城市的儿女们。重庆人的抗战意志不但没有因此受到挫伤，反而在苦难中团结一致，始终坚持豁达乐观，始终坚信抗战必胜，始终坚守民族尊严。

这种坚韧、这种顽强、这种不屈，是绝境中不倒的精神脊梁。它支撑着重庆人民在6年多的轰炸中“愈炸愈强”，于苦难中凝聚起抗争的力量，最终迎来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1941年6月23日，《苦干》在美国纽约世界剧场首映，旋即引起一片惊叹。

《纽约时报》评论称，“八一九大轰炸”的影像为“迄今最震撼的电影片段之一，比伦敦空袭的场面更令人恐惧”。

《时代周报》刊文称，“它向人们展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有电影都没有能够拍摄到的令人恐怖的（重庆）大轰炸场景……展现的是中国人民的英雄行动。”

二战结束后，《苦干》离奇失踪，关于“八一九大轰炸”的这段影像也被尘封，21世纪初才被罗宾龙重新发现。2014年，周勇偶然看到片段，经过极其艰苦的努力，于2015年将《苦干》引进回中国。此后，他带领团队展开了持续、系统、全面、深入的研究，创造了《苦干》的中国传奇——

出版《〈苦干〉与战时重庆》等系列图书，为历史立文。

改编制作动画电影《火凤重天》，获中美电影节“金天使奖”最佳动画电影奖。

跨越千山万水，收集素材，反复打磨，数字修复，终使《苦干》重焕新生。

……

2025年6月24日，美国洛杉矶奥斯卡博物馆，经中国团队修复的《苦干》重回首映地。8月19日，《苦干》修复版在国内首次完整放映。

在周勇看来，《苦干》将镜头对准了中国的大后方，对准了普通的中国人，以此表现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揭示出“中国之所以不可战胜，就是因为中国人始终充满力量和信念，始终对未来怀有不可磨灭的期待”的精神面貌。

影像从来不是为了定格苦难与悲壮——它记录下焦土上的绝望，更藏着绝境中的星火；它留存下轰炸的轰鸣，更让后世读懂从硝烟中站起、在废墟上重建的“苦干”的精神。

这便是《苦干》跨越时空依然震撼人心的原因——苦干，刻苦地奋斗，正是中国不可战胜的秘密！

▲今日繁华的南岸下浩里老街，一江之隔的渝中半岛灯火璀璨。特约摄影 郭旭/视觉重庆

这既是80多年前的历史，更是80多年后的现实。

长江水依然不舍昼夜地向前奔涌，历史从来不该被遗忘。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周勇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