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葛树，黄桷桠，

黄葛树下是我家。

我家有个好姐姐，

她的名字叫桂花。

这是一首上世纪50年代的重庆歌谣。每当我唱起这首歌，我就会自然而然地想起故乡的黄葛树。

我的童年是在黄葛树下长大的。

我的故乡开县（今开州区）临江镇是一个盛产煤炭的小乡镇，河对岸的南山上有十数个小煤窑。去担煤途经的几个关隘、要塞之处，都植有高大的黄葛树，为过往的挑夫和行旅挡风雨、遮烈日。

这些地方，一般都开有小酒店、小吃店，以供行人解饥解渴。

我奶妈的娘家就在这条路上的一个名叫“黑林子”的垭口上。垭口上长着三棵高大无比的黄葛树。

儿时我常跟着奶妈回娘家，她的娘家就在三棵黄葛树下。她家在当时还颇为殷实，经营着一家卖米面粑粑、高粱白酒、油炸花生米的小店。过往的行人和挑夫，累了就在此喝点小酒解解乏，吃个米面粑充充饥。由于这里是通向万县长江大码头的官道，所以生意还算可以。

奶妈的娘家姓陈，有三兄弟，有高堂老母。奶妈待我如同己出，于是我就跟着奶妈叫她的老母为外婆，叫她的三个弟弟为大舅、二舅和幺舅。三个舅舅都各有儿女，大舅的女儿叫“桂花”，二舅的儿子叫“桂荃”，幺舅的女儿叫“桂菁”。虽是农家，但儿女的名字都取得很文雅。

在奶妈娘家的日子里，黄葛树下便是我和他家三兄妹流连忘返的天堂了：夏天可以把脚伸到路旁的小溪里，听知了在树上一声声地歌唱；也可以和三个表兄妹一起下到溪水里扳开石头抓螃蟹，一边抓，还一边哼着他们教给我的童谣：“张打铁，李打铁，打把剪儿送姐姐。姐姐留我歇，我不歇，螃蟹把我耳朵夹个缺。”

在我们四个小伙伴中，桂荃的年龄最大，也最能干。他能把屋后小坡上的斑竹砍下，剔去枝叶后，做成钓竿带着我们去钓鱼；他也能拿着网子带着我们去田里捉蝌蚪，再装到玻璃瓶里看它游泳；特别是当我们划破了小手流血不止时，他会去田里采来一种叫“毛蜡株”的水中植物来给我们止血。

到了上初中的年纪，母亲就从奶妈那里把我接回了自己的家，从此我就失去了在奶妈家那种像天堂似的童年生活，也渐渐地与三个小伙伴——桂花、桂荃和桂菁失掉了联系。

再后来我上了高中，当了知青，上了大学又做了大学教师，故乡的一切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慢慢淡忘了。

但我始终忘不了故乡的那些黄葛树，特别是奶妈娘家的那三棵高大无比的黄葛树。

一个契机来了。2015年春节临近的日子，听说故乡通了连接万州和达州的高速路，我突然萌动起要回故乡看看黄葛树的念头，于是偕同老妻，去到了那个难忘的地方。

我们穿过高架桥下的涵洞，爬上了日夜思念的儿时的“天堂”，远远地就看到了那曾十分熟悉的高大的黄葛树，走近后再进一步仔细看，黄葛树没有变，仍然是枝叶婆娑、风姿绰约。

树下的那一排老旧的青瓦房变成了钢筋混凝土的三层大楼房。楼下大门虚掩，主人似乎没在家，但应该也没走远。尽管我对这里是再熟悉不过了，但是这家的主人是谁？它是不是已经易了主人？半个世纪都过去了，我也不敢推开门去看一看。

大门前三棵黄葛树依然如故，只是又增加了几十圈年轮，变得更加粗壮了；屋边的那口山弯塘仍是那一泓清水，风过之处荡漾起一圈圈涟漪；屋后的一片石谷子山坡上，一杆杆斑竹仍是一片翠绿；屋角的菜园地里，杂种着豌豆尖、葱蒜、莴笋和青菜、白菜。

正在我无限惆怅之时，房主人回来了。只见不远处一个着青色羽绒服、穿绿色解放鞋、背着一背篓青草的老农民正向我们走来。

待他走到近前，我才看到这人脊背被压得弯弯的，脸色黝黑，一张饱经风霜的窄脸。几经打量之后，我最终确定他就是我想要找的桂荃。他也似乎认出了我，只是嘴角微微地颤动着，叫不出声来。我喊了一声“桂荃哥！”眼眶里禁不住噙满了泪花。他也在犹豫片刻后，伸出了那只枯瘦而长满了老茧的右手。

我们就席地坐在大黄葛树下聊起了往事。他说桂菁成家后，前几年全家都南下打工去了。走后就留下他帮忙照看鱼塘和几亩薄田薄土，生活倒也无忧，只是孤单。

至于大妹桂花，嫁到了十数里外的崩坎子，回一趟娘家要过两条河。说到自己这几十年，他说他结过婚，也养过一个儿子，可儿子却在20岁时因一场车祸死于非命，老伴也为此而一蹶不振，不到50岁就郁郁而终。

说完这些，我见他眼中全是泪花，我也不便再多问下去。老妻听后唏嘘不已，临走时拿个红包硬塞给他，我十分愧疚地说：“桂荃哥，没有给你带礼物，你买点酒喝吧！”然后我们就下山回到老妻的侄儿家去了。

第二天，我们正收拾行装欲回重庆之时，桂荃提了一大筐鸡鸭蛋和蔬菜，还有一条自家水塘的大草鱼来给我们老两口送行，还是那身打扮，但精神头比昨天好很多了。

临别时，他一直站在路口，看着我们的车开到通往重庆的高速路处。我也仿佛看到他迈着蹒跚的老腿，走向黑林子那三棵高大的黄葛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