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韧、忠勇、开放、争先”的重庆城市精神，贯通了三千年重庆历史，汇聚了三千二百万人民心声。它植根历史，又紧跟时代，引领未来，展现出新时代直辖市精神立德、人文兴市的愿景。八个字掷地有声、蕴涵深厚。

一个国家、地区的核心竞争力在于文化软实力，而人才是创造与承载文化的主体。

荣昌，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海棠香国”的故里，其历史人文彰显了重庆城市精神。

近日，从众多古籍中多方考证出的明清荣昌敖氏家族，正为这种精神作出了生动的诠释。

作为明清两代重庆荣昌的重要家族，秉持“诗礼传家，立身以廉，忠勇报国，孝悌诚信，崇文重教”的家风祖训，数百年间敖氏家族不仅耕读传家，崇文重教，清廉立身，忠勇报国，还有多人出任省、府、州县教谕、书院院长，培养出了众多杰出人才，尤其是清代中后期的“一门三进士”——敖彤臣、敖右贤和敖册贤，不仅在学术上有所成就，更在修身、重教、忠勇、清廉为官等方面展现了中华传统美德。

忠勇报国的敖右贤、敖翊臣

敖右贤，道光十六年（1836年）进士，1854年在贵州安南县知县任上，忠于职守，佑护城民，与叛匪作战，壮烈殉职。国家感其忠烈，颁赐道台一级官衔，特旨优恤亲属，赐入忠烈祠，尊享国家祭祀。

敖翊臣，咸丰三年（1853年）出任广东省潮州府丰顺县知县期间，安定社会，奖励生产，从政清廉，守卫国土，亲自上阵，勇战入境侵扰的外敌，屡建功业，朝廷特旨嘉奖。晚年致仕，回乡撰修《族谱》（现存荣昌区档案馆），刑部尚书桑春荣特为作序。

崇法求真的刑部郎中敖册贤

敖册贤，清咸丰三年（1853年）进士，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曾是清朝著名经世致用思想家与洋务运动领军人物曾国藩的入门弟子，咸丰、同治与光绪朝三朝翰林庶吉士，并出任刑部江苏司郎中。

敖册贤曾协助刑部尚书桑春荣，参与平反晚清“四大奇案”之一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认为原呈案卷存“单因臆推，时间抵牾”等诸多疑点，主张重建证据链。最终，此案移送刑部复审平反，轰动一时。

此外，敖册贤顺应开放潮流，吸纳、会通中西律法优长，结合当时历史环境，建议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结合国情，斟酌、参考《万国公法》，处理对西方列强交涉；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协助其师晚清洋务运动代表人物曾国藩接洽欧美各界人士，参与引进世界先进军事技术等早期洋务运动。

作为川渝晚清历史文化名人，敖册贤恪守“清、慎、勤”的宗旨，沉醉文化，沉酣诗文，纂修光绪《荣昌县志》二十二卷，撰有《柏凤山人全集》等。

勤政爱民的知县敖彤臣

敖彤臣，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进士，嵊县、萧山县知县，温江府知府。1854年钱塘江水患时，捐历年俸银造牛车四十辆以运助灾民。是年秋，海塘决口，又首倡捐款，捐出全部家产，救活无数灾民。两袖清风，鞠躬尽瘁于任上。

清廉为官的敖馨祖

敖馨祖，字方圃，拔贡。乾隆三十年（1765年）乙酉选拔，廷试第二，签发直隶借补大名河工县丞，候补知县。心系百姓，问民疾苦，当时正值瘟疫流行，他慷慨解囊，捐俸赈救，全活至多。其后担任科举考试提调，有势家子弟以三百金行贿舞弊，敖馨祖坚拒不允。其后回家守孝，知县朱瑴敬重其为人，邀请至官府累月。敖馨祖不插手干预公事，也无私心。敖馨祖一生擅长书法、绘画，现可查到的作品有《益州录补遗》《儗香霏阁记》。

“乡闾孟母”敖王氏

敖王氏，内江朝议大夫（从四品）王泰长女，家学渊源深厚。敖王氏幼时与胞弟王果（清嘉庆七年即1802年进士，山东武定府知府）一起读书，熟读经史，明理识义，嫁与荣昌敖时豫为妻。敖王氏生育五子，劳其心力，用自己的才学亲自对年幼的儿子们及侄子进行精心的启蒙教育。后聘请塾师传授知识，仍每夜将儿子们叫到一起，考核白天所学的功课，勤学的给予鼓励，懈怠的进行批评。嘉庆丁卯、戊辰年间（1807—1808年），岁谷无登，饥荒严重，王氏典押了自己嫁妆簪子以付教师的薪酬。几年后五子先后进入府州县学府，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名额有限的由政府提供生活费的“廪生”。道光壬午年（1822年）三子翊臣中举。孙子左贤、册贤、喆贤幼时也全由王氏口授《唐诗》《宋词》。后来他们也像父辈一样就读府学，经过考核成为“廪生”。咸丰癸丑年（1853年）孙子敖册贤先中进士，旋即钦点翰林庶吉士。

敖王氏自奉甚俭，一本“重教兴学”“文德治家”，严课子孙与家族后辈，故其子孙辈遂现“一门三进士”的盛况。子孙荣晋仕途后，敖王氏又以古代清官廉吏故事训诫，告以必“为官清廉，精忠报国”。乡里众皆敬仰，享有“乡闾孟母”美称。

敖氏宗族的崇文重教不仅仅体现在家族之内，更将此优良传统推及全国各地，仅清一朝，敖氏家族就有数十位博学鸿儒出任全国各地的教谕、训导与各书院的山长。其影响所及，对于荣昌、四川乃至全国的文教兴盛都具有卓越贡献。

数百年来，荣昌敖氏族人在“清廉忠勇 崇文尊教”家风滋养下，始终围绕着治家、睦亲、教子、修身、处世展开，诠释了中国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展现了千年古城荣昌的文化底蕴，并在新时代加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深化基层治理提供了文化支撑，也为乡村文化振兴和乡愁记忆的保存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

（作者系四川大学古籍所教授、著名古籍学家、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