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重庆解放之路”·建政①|百废待兴共同建设人民的“新重庆”-重庆日报

“重走重庆解放之路”·建政①|百废待兴共同建设人民的“新重庆”

新重庆-重庆日报原创记者李晟尹诗语龙帆

2024-09-27 07:02

▲1949年11月30日，重庆市民欢迎解放军入城。图为部队进入解放碑。（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供图）

在山水之城重庆，有一座建筑无人不晓。这座高27.5米的石碑，碑身上刻有7个金色大字——“人民解放纪念碑”。在75年前，它曾经是重庆最高的建筑。“重庆解放碑”，75年来，人们习惯这样称呼它。

但你知道吗？这座为了庆祝解放而更名的纪念碑，并不只是纪念重庆这座城市的解放，它真正纪念的，是全中国人民的解放。

75年岁月荏苒，重庆解放碑如一位老友，静默无言地矗立在城市中间，陪伴着它所铭刻的人们，见证这座城市迎来破晓、学步、发展、腾飞……

“如今，解放碑的‘身高’虽然不是最高的了，但它身上所凝聚的精神，却永世辉煌。”重庆市重庆史研究会名誉会长周勇说。

▲人民解放纪念碑下，上万市民齐聚，等待聆听跨年钟声，迎接新的一年。（本报资料图片）

“人民解放纪念碑”纪念全国人民解放

说起“解放碑”的得名，还得回到75年前重庆刚刚解放的时候。

周勇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群众纷纷要求更改旧有地名。这份渴望被带到了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

根据会议提案，1950年3月2日，重庆市军管会、重庆市人民政府请示西南军政委员会，要求为包括“抗战胜利纪功碑”在内的一大批旧有地名进行更名。

周勇说，当时刘伯承主席主持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作，他在深思熟虑之后，既没有将此碑定名为“西南解放纪念碑”，也没有定名为“重庆解放纪念碑”，而是定名为“人民解放纪念碑”。“这里的‘人民解放纪念碑’是相对‘抗战胜利纪功碑’而言的，它不仅仅是指重庆的解放或者西南的解放，而是全中国人民的解放。”周勇说。

1950年9月，经西南军政委员会核准，“抗战胜利纪功碑”改名为“人民解放纪念碑”。

在书写下“人民解放纪念碑”这7个大字的时候，刘伯承还专门留下了“一九五零年首届国庆节日”这个题字时间。

这个日期背后也有重要的纪念意义。周勇翻开手边的史书——1950年国庆时，中国除台湾和西藏外的国土都已经获得了解放。“所以，无论是‘人民解放纪念碑’还是它旁边的‘一九五零年首届国庆节日’，都蕴含着深意。”周勇说，解放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我们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今天当我们看到‘解放碑’时，应该很自然地知道这就是人民的‘新中国’，人民的‘新重庆’了。”周勇说。

多年来，这座全国范围内唯一一座纪念全中国人民解放的纪念碑不断殊荣加身。

2000年9月，人民解放纪念碑被重庆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直辖后第一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2013年5月，人民解放纪念碑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列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6年5月18日，人民解放纪念碑入选“重庆十大文化符号”；

2016年9月，人民解放纪念碑入选“首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

2020年11月18日，人民解放纪念碑当选“成渝十大文旅新地标”。

一本签名册记录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参会代表

人民解放纪念碑见证了重庆的解放，而一场大会的召开，则标志着重庆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这场大会，就是1950年1月23日召开的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收藏着一份和这次大会有关的文物——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签名册。翻开这份红底粉签的册子，一个个龙飞凤舞的墨色字体纵向排列，布满了长29.8厘米、宽19.4厘米的金粉色纸面。70多年过去，这本签名册册页保存完好，上面的每一个名字，都如同当初写下时一般鲜活。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品部主任罗霞介绍，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听取了刘伯承所作的关于《为建设人民的生产的重庆而斗争》的报告。报告分析了面临的困难，提出了支援人民解放战争、继续肃清特务匪徒、恢复生产、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等任务。会议审议和通过了拥护刘伯承所作报告的决议。

会上，邓小平作了关于《团结起来，战胜困难》的重要讲话，指出了面临的各种困难,分析了产生困难的原因，强调了民主对于凝聚人心、克服困难的重要作用。

罗霞说，在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中共中央西南局向重庆人民发出号召：“建设人民的生产的重庆。”第二年，重庆在这一目标中加入了一个“新”字，进一步表述为“建设人民的生产的新重庆”，并醒目地镌刻于浮图关的崖壁上，以此来号召和激励重庆人民为之不懈奋斗。

重庆市税务局成为首个职能部门

1949年12月11日，奉中央人民政府电令，重庆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由陈锡联任市长。当天，重庆市政府首个下属机构——重庆市税务局也正式成立并开展工作。

“当初听说自己被分配到税务局，我的思想很不积极，不愿意去当遭千人嫌万人恨的‘税棍子’。”93岁的原重庆市税务局副调研员袁镇涛笑着说。75年前只有18岁的他，是重庆第一批税务工作者。

面对袁镇涛的消极情绪，上级领导一句话敲醒了他——“共产党的税官，欺压盘剥老百姓的事不能干，共产党也绝不允许你干！”袁镇涛说，这句话也成为他跨进税务大门后上的第一堂党课。

当时，解放大西南的战斗正在紧张进行，前线急需供给，袁镇涛感到自己肩上使命沉甸甸的。袁镇涛所在的巴县人民政府税务局刚刚成立，初设的税务局没有税票，又急缺懂税收的专业人才，开展工作困难重重，摆在面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制作税票。

“那时全局一共13个人，有两位同志是共产党员，他们提出‘边干边学’的口号，组织我们每天读时事、学业务，充分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这两位同志身先士卒，率先投入紧张的开征准备工作中，起早贪黑，没日没夜地赶工制作税票。我们也深受感染，拧成一股绳，短短十几天就解决了无税票的难题。”袁镇涛说。

1952年10月，袁镇涛被分配到巴县李家沱税务所担任副所长。临走时，巴县人民政府税务局的局长向他强调了3条纪律：一不许拿工商户的钱，二不许接工商户的烟，三不许喝工商户的酒。“我身边这些共产党员的嘱托和以身作则的行动，成为我这辈子工作中时刻不敢忘的准则。”袁镇涛说。

75年前的袁镇涛还在为没有税票而起早贪黑，75年后的重庆已经建立智慧税务体系。2024年8月1日起《重庆市税费征管和服务保障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正式实施，《办法》要求，建立智慧税务体系，为纳税人、缴费人提供多元化的纳税缴费途径；涉税费数据共享实行目录管理，依托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开展数据共享。同时，《办法》还将办税缴费服务纳入公共服务体系，为智能办税缴费服务提供场所、设施保障。

▲成渝铁路通车。市美术公司/视觉重庆供图

两年时间重庆建起新中国第一条铁路

1950年6月15日，成渝铁路开工，这一天，重庆解放仅仅半年多。

在开工典礼上，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政委的邓小平说：“我们进军西南就下决心要把西南建设好，并从建设人民交通事业开始做起。以修建成渝铁路为先行，带动百业发展……”

两年后，成渝铁路通车，新中国有了第一条铁路。当时参与成渝铁路建设的人们，如今都已老去，92岁的成都铁路局退休员工孙贻荪就是其中一位。

回想起自己与铁路结缘的情景，孙贻荪脱口而出：“1950年6月15日，我一辈子都忘不了。”这天清晨，孙贻荪正在重庆南温泉二野军大操场上出早操，大队政委刘冰忱命令他立刻回营房打背包，早饭后去市中区浮图关西南军区大操场入口处找值班警卫。

赶到操场的孙贻荪被值班警卫带着绕到主席台正下方，这时孙贻荪才看到横幅上写着“成渝铁路开工典礼”几个大字，而他则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军工筑路第一总队”的一员。

在开工典礼尾声，贺龙司令员把绣着“开路先锋”4个大字的旗帜，授予了第一总队李静宜司令员，淮海战役战斗英雄、军区警卫团一连张连长扛着这面大旗，走在队伍最前面，孙贻荪则跟着通信团二连紧随其后，向成渝铁路工地进发。

因为工期紧任务重，大家往往天不亮就开工，天黑尽了才收工。工地没有点灯，只能用火把照明。后勤处在乡下收购大量纤藤秆，一根约一米，蘸上桐油，约莫能燃个把小时。当时以班为单位，一个班点燃一根纤藤，举着它出工。

孙贻荪说，比起筑路的艰辛，更让他难忘的是铁路沿线老百姓的热情。“我们修路时都在沿线老百姓家里住，他们不仅分文不取，还把最好的房间让给我们住。平时有什么好吃的，也都尽量给我们留着。在他们眼里，解放军是自己的子弟兵，是亲人，现在放下枪、拿起镐修铁路，也是在为国家建设作贡献，自己苦一些没什么，要让子弟兵吃好住好。”孙贻荪说。

成渝铁路开建时新中国刚成立，条件有限，铺铁轨用的枕木全靠地方政府筹集。川渝两地人民踊跃捐献，还有人把名贵的紫檀木等都拿了出来。

1952年7月1日，经过15万筑路大军日夜奋战，全长共505公里的成渝铁路全线通车。那天，几万人聚集在火车站周边，共同见证这一伟大时刻。半个世纪的铁路梦，终于成为现实。

成渝铁路通车后，沿线丰富的物产被源源不断地运往全国各地，沿线经济飞速发展。据统计，到20世纪90年代初，成渝铁路沿线年人均工农业总产值从通车前的183.2元提高到3218元。

当时，成渝铁路从成都出发，途经简阳、资阳、内江、永川等地到达重庆，时速为30—40公里，从成都到重庆需要13个小时左右。1997年，成渝铁路运行时间大幅缩短，重庆到成都仅需10小时。2009年9月28日，时速200公里的“和谐号”动车组开行，重庆到成都的时间缩短至2个小时。2015年，成渝高铁通车，重庆正式迈入了高铁时代……

从老成渝到新成渝，从蒸汽机车到复兴号动车，从时速40公里到设计时速350公里，从肩挑背扛到智能建造，从奋力追赶到领先世界……成渝铁路跑出的加速度，就是重庆飞速发展的最好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