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支队的队伍进驻市区。（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供图）

▲1949年8月29日，蒋介石在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会议室主持召开国民党高级军事会议。图片由当时国民党方面拍摄，刘宗宽、刘同凡保存。（受访者供图）

8月31日上午，沙坪坝区青木关镇。穿越集镇的公路上，货车、小轿车来来往往，一片繁忙。自从上个世纪老成渝公路建成以来，这里就一直是进出重庆城的咽喉要道。

75年前的一天傍晚，这里的交通一度瘫痪：由重庆城开向成都的大小车辆堵塞在这里，国民党军警大声吆喝，责令车辆让出道路。混乱中，一个穿披风的男子被一群人簇拥着快速通过，乘上一辆汽车前往白市驿机场。

这个人就是蒋介石。此时的他如惊弓之鸟，直奔他的专机“中美号”，准备逃离重庆。

而两个月前，在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会议室里，蒋介石还在给参会的国民党将领打气：目前局势已经稳定，形势即将好转……不料，形势却急转直下，他吹嘘的“重庆大决战计划”迷梦碎了一地。

解放军进军西南、解放重庆，为何如此神速？除了各野战军指战员英勇无畏、战士们冲锋在前，还有一群受我党领导的关键人物潜伏在“龙潭虎穴”，积极配合策应、竭力斗争，加速了西南解放的进程。

在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重庆日报“重走重庆解放之路”采访组通过寻访当事人、采访专家，还原那段尘封已久的历史。

▲刘宗宽。（受访者供图）

绝密军事情报及时传递给解放军

8月30日正午，重庆市渝中区解放西路，室外温度超过40℃。

高温挡不住游人的参观热情，人们络绎不绝走进一幢青灰色中西合璧式的三层小楼。这里是巴渝文化博物馆，75年前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就设在这里。蒋介石反动集团企图坚守重庆、东山再起的作战计划等重要军事部署，一次次在这里酝酿形成。

然而，让国民党军政大员们始料未及的是，在这里制定的一项项绝密军事部署一经出炉，不久就会神奇地出现在进军西南解放军各野战军首长的桌上。

是谁将如此重要的情报从“龙潭虎穴”中传递出来？重庆解放后，二野首长刘伯承执意要见到一个人，“这个人一直在给解放军传递重要情报，立下了解放西南第一功。”重庆史研究会名誉会长周勇告诉记者，这位功臣就是原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中将副参谋长、代行参谋长刘宗宽。

一位身居要职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为何会冒险帮助中共解放重庆？近日，刘宗宽的儿子、曾在重庆巴蜀中学教历史的75岁退休教师刘同凡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父亲是一位受党安排、肩负特殊使命、从事地下情报工作的革命者。

刘宗宽是陕西省蒲城县人，早年追随杨虎城将军并经他推荐，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步兵科，毕业后返回杨虎城部队，先后任营长、团长，1934年又进入南京陆军大学学习。1936年西安事变，刘宗宽等西北军、东北军来的同学作为人质遭到南京方面的扣押。事变和平解决后，刘宗宽得以释放，继续完成学业。

刘同凡介绍，父亲刘宗宽后来回到西北军任师长，因秉公处理了胡宗南安插在部队中的亲信，遭到胡的诬陷和关押，后被押往重庆，险些被枪决。幸有冯玉祥、韩兆鹗、韩练成、郭寄峤、鹿钟麟等奔走营救，1943年以保外就医名义出狱。后经人介绍进入陆大当教官，才逐渐恢复了自由，“这些经历让父亲从内心排斥南京蒋介石集团。”

1946年，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成立重庆行营。行营主任张群希望物色一位有能力主管军事的幕僚。陆军大学推荐刘宗宽出任少将参谋处长。

面对这一任命，刘宗宽内心是苦闷的。此时的他，痛恨国民党腐败无能，对中共领导的人民解放事业充满期待，本想前往延安投奔解放军。当时他已秘密加入了与中共有密切联系的中国农工民主党。

刘同凡说，父亲把这一情况报告给了农工党驻渝负责人郭则沉，郭则沉又立即向中共驻渝负责人吴玉章报告。

“蒋介石打内战已无法避免，你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打入他们内部，为革命做些事情。这比你去解放区的作用大得多。”吴玉章希望刘宗宽以大局为重。刘宗宽听后，欣然同意。

周勇说，刘宗宽当时在重庆行营主要负责提出作战指导方针、制定攻防计划等，对国民党在西南地区部队的人员配备、军事素质、武器装备、兵力部署等都了如指掌。夜深人静时，刘宗宽就把最新情报写成文字或绘成图表，交给郭则沉递送出去。在郭则沉受到特务怀疑远赴上海后，刘宗宽沉住气暗中联络，1949年5月又与二野派来的情报员房显志、交通员黄克孝接上了头。

深入虎穴积极策应解放军入川

1949年8月，败局已定的国民党反动派制定了“重庆大决战计划”，决定部署总兵力90万人，妄图以重庆为据点，以川康云贵为根据地固守西南，待机向解放军反攻。

接受记者采访时，刘同凡特意带来了一张珍藏许久的黑白照片。那是一张一群人在室内开会的照片：会场内的墙壁上悬挂着一张巨大的作战地图，参会者大多神情严肃、做倾听状。坐在会议桌中间的人，戴着眼镜、光着头，无精打采靠在椅子上，似乎正说着话。

“说话的这个人就是蒋介石。作战地图前坐着的是我父亲刘宗宽。”刘同凡介绍这张照片的来历：“当时公署负责宣传的一名军官拍摄了开会的场景，冲洗后将这张照片送给父亲。”刘宗宽一直保存着这张照片，还在照片后写下“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八月二十九日摄于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会议室……”

当年8月24日，蒋介石由广州飞抵重庆，召集张群、胡宗南、钱大钧、宋希濂、杨森等将领，开会讨论解放军入川方向。

这时候，刘宗宽已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中将代理参谋长，张群在军事上对其十分倚重。会前，刘宗宽周密考虑和组织起草了一份解放军进军西南的“情况判断”：解放军必效仿三国时期的邓艾，从川北进入西南。因此在作战部署上，把胡宗南的军队摆在了主要防御方向上。

当时，蒋介石也认为国民党防守重点是秦岭、大巴山一线。川东南、贵州地区地势险要、交通不便，大兵团作战行动困难，且白崇禧集团又集结在湘桂地区，从侧翼牵制着解放军入川。刘宗宽知道，为了避免受到蒋怀疑，这个“情况判断”不能由他自己来讲，他想到了一个人——来重庆开会的胡宗南部队副参谋长沈策。

沈策爱出风头，见刘宗宽把如此重大会议的发言机会让给自己，就爽快答应了。8月29日，在这场影响整个西南战局的国民党高级军事会议上，沈策对着蒋介石侃侃而谈。他的发言，增强了蒋对“川北是防御重点方向”信心，会后就作出相应作战部署。

刘宗宽长舒一口气——这个由他主导的西南防御部署计划，故意在川东南防线上留下一个极其隐蔽的空隙。

然而在刘宗宽的计划中还有一个隐患，那就是作为总预备队主力的罗广文军事集团。彼时，该部驻防重庆、璧山和汉渝公路、川黔公路一带，随时可调往需要加强防御的地区，包括川东南。

8月底，解放军先后攻占安康、平利，进逼西乡，威慑汉中。胡宗南感到形势危急但无兵可派，于是向张群发电求救。刘宗宽一直在寻找调虎离山的机会。看到胡宗南的电报，觉得时机成熟，于是向张群建议，不动各防区兵力，以罗广文两个军的机动兵力支援胡宗南，得到张群同意。

然而新的问题又来了。罗广文与胡宗南之间心存芥蒂，罗提出：部队不脱离原建制，弹药给养维持不变，完成解围任务就立即回川。这让一向自大的胡宗南无法接受。

面对曾置自己于死地的仇敌，刘宗宽毅然飞赴汉中做胡宗南工作。刘同凡回忆起父亲向他提起的这段历史：“爸爸找胡宗南散步，一只手搂着胡宗南，极尽耐心、好言相慰，最终让胡宗南明白，罗广文是来助阵的，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最终达成了调兵协议。

“8·29”会议后，任兵团司令的罗广文率3个军星夜开往川西北青川、平武一带，沿川陕甘边区紧急布防。而在中共这边，根据掌握的国民党绝密军事情报，中共中央确立了解放大西南“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并开展相关军事部署。10月，先后发动衡宝战役、广东战役，聚歼白崇禧、余汉谋军事集团，断敌退路。11月1日在北起长江、南至湘桂黔边境的千里战线上，向西南发起强大攻势，朝着国民党军防守薄弱的鄂西、川东南突进。

当意识到川东南防守空虚，张群等又急调罗广文部回援重庆。罗广文部星夜开至南川以东白马山一带紧急布防，部队尚未展开，就与抵达南川的解放军发生遭遇战，罗部疲惫不堪，几番攻守便被歼大半，残部向川西逃窜。

解放军进军西南进展神速，蒋介石11月14日从台北又飞抵重庆，企图苦撑危局。此时，秀山已解放，解放军迫近彭水。

那天，刘宗宽在公署碰见第四补给区司令邱渊，神情慌张，一问才得知，蒋介石亲自向他吩咐，抽调800辆汽车将胡宗南的第一军由川北运往重庆。

这是一条极其重要的绝密情报。刘宗宽赶紧告诉房显志，而交通员黄克孝不巧刚派出城去了。事态紧急，房显志打破地下工作不能横向联系的纪律要求，找到在重庆警备司令部做地下工作的交通员王昆山。随后，王昆山拿着刘宗宽为其准备的“关防”证件出城，将情报报告给了城外解放军。

获悉情报后，刘伯承下令二野三兵团主力部队飞速向重庆挺进。11月28日，胡宗南的第一军一部分刚运抵重庆城外围，就与四十七军碰个正着，迅速被击溃。29日傍晚，蒋介石父子从歌乐山林园乘车直奔白市驿机场，在飞机上度过一夜后，仓皇乘机逃往成都。十多个小时后，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一街之隔的储奇门，解放军先头部队从这里和朝天门进入市区，重庆迎来解放。

刘宗宽没有随国民党撤往成都。29日清晨，他让总务处长率队先行出发，自己换上便装来到重庆大学杨清教授家隐蔽起来，直到二野的军用吉普车将他接走。

在刘伯承眼里，刘宗宽立下“解放西南第一功”。刘同凡这位教历史的退休教师对父亲策应重庆解放是这么理解的：在他的努力下，解放重庆没有大规模作战，最大程度减少了人员伤亡和对城市的破坏。同时，重庆的迅速解放，大大促进了整个西南地区的解放进程。

“父亲走上革命道路不是偶然。”刘同凡说，从青年时期，父亲就一直追求进步，两度拒绝蒋介石的任命拉拢。内战全面爆发前，他获悉国民党要查封中共四川省委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想方设法提前送出消息，掩护中共及时处理和转移了一大批机密文件。

▲郭汝瑰。（受访者供图）

郭汝瑰率部起义投诚

8月30日，时值盛夏，重庆铜梁南部蜿蜒的毓青山，茶园叠翠、竹海泛涛。

毓青山下的永嘉镇团田村，一间土墙老屋静静挺立。简陋庭院中，立着一架土风车；斑驳窗棂下，闲置一台旧石磨。这里就是蒋介石口中最大“共谍”郭汝瑰的出生地。这位独闯龙潭的将军，被誉为潜伏在国民党中枢的“红色作战厅长”。

“大公（郭汝瑰）参加抗战屡建功勋，解放战争中为解放军递送关键情报，最后于宜宾起义，为人民解放事业作出重要贡献。”摩挲着旧居土墙，年近古稀的郭辉禄感慨地说。

今年69岁的郭辉禄，是郭汝瑰的侄孙，从小听着郭汝瑰的故事长大。他曾多次带着后辈赴北碚探望郭老，并保存着郭老嘱托勉励家乡晚辈的数十封通信，珍藏着郭汝瑰回乡与大家互动的影像照片等。他介绍，1997年郭汝瑰因车祸去世，中央军委发布讣告，赞颂他“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之所以这样评价，源于郭汝瑰和中国共产党的传奇渊源。”铜梁区党史地方志研究中心有关负责人介绍，郭汝瑰1928年5月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与党失去联系。1945年，郭汝瑰重新与党组织建立联系，至1949年累计向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提供了100多次核心军事情报。1949年12月，他以国民党二十二兵团司令兼七十二军军长的身份在四川宜宾通电起义。

翻阅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郭汝瑰回忆录》，记者了解到：1943年，郭汝瑰奉调从前线返回战时陪都，这次调动本是国民党高层有意提拔郭汝瑰，但因在重庆见到太多争权夺利，他内心备受煎熬。“像我这样略具爱国心和正义感的人，到重庆目睹国家要在一批蠹虫手中葬送，而不弃暗投明以挽救国家，是不可想象的。”郭汝瑰曾这样表示。

从那时起，郭汝瑰希望能尽快找到党组织。1945年4月的一天，已是国民政府军政部军务署中将副署长的他，偶遇一位故人。此人就是曾与他共过事的黄埔军校第五期同学任逖猷。郭汝瑰知道任逖猷是比他更早入党的中共党员，于是通过任逖猷联系上了他的堂弟、中共地下党联络员任廉儒。

在任廉儒的安排下，董必武两次密会郭汝瑰。按董的指示，郭汝瑰继续留在国民党中枢，为党工作。

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后，郭汝瑰两次担任国民政府国防部第三厅厅长。在这期间，郭汝瑰与任廉儒单线联系，多次提供重要军事情报。郭汝瑰屡遭怀疑、屡次涉险，幸得任廉儒、王葆真、梁佐华等隐蔽战线的同志舍身保护才一次次度过危难。

一直到去世，郭汝瑰都没有向外界透露，他到底送出了哪些重要情报，因此曾一度被人怀疑隐蔽战线经历造假。2005年12月，西柏坡国家安全教育馆专门辟出一个区域展示郭汝瑰事迹，他为淮海战役提供的三份重要情报，赫然在列。

三大战役结束后，眼看国民党败局已定，郭汝瑰认为使命已完成，于是向任廉儒表达想去解放区的愿望。任廉儒请示董必武，后将指示转告郭：“（赴解放区）你去了也发挥不了很大作用。我军渡江后江南战局可急转而下、一鼓荡平，只西南地区恐怕还有一场血战。组织望你谋去四川任军长，届时率部起义，以影响战局。”

周勇介绍，挺进大西南、解放重庆，中央总的要求是“保存力量、保护城市、迎接解放、配合接管”，为此川东特委对军事工作的重点进行了调整，改为着重策动国民党军队高级军官率部投诚起义。

1948年底，郭汝瑰辞去国民政府国防部作战厅厅长一职。他冒着被怀疑的风险，说动顾祝同向蒋介石争取到地方部队当军长。几经周折，郭汝瑰调任国民党七十二军军长，驻防四川宜宾地区。

1949年12月，在解放军入川之际，郭汝瑰率七十二军所部一万三千余人在宜宾起义，此举直接破坏了蒋介石“固守大西南”的计划。据说，起义通电刚一公布，已逃至台湾的蒋介石捶胸顿足，痛骂郭汝瑰是万万没想到的最大“共谍”。

随着重庆解放，四川及西南各地军阀纷纷投诚起义，大部分地区实现和平解放，不仅实现了党中央的战略意图，还以最小的损失为重庆、为大西南经济社会恢复重建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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