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邦抗战此中心，重庆威名天下闻。

太平洋上风云紧，巴山蜀水倍精神。

敌人南进侵犯荷印，我们统帅出兵缅甸指挥远征军。

民主同盟四重镇，莫斯科、华盛顿、重庆与伦敦。

——《陪都赞》

“呜——”即将靠岸的轮船发出一声刺耳的鸣笛，划破了川江上厚重的雾气，携带文协印鉴的老舍终于乘船从武汉抵达了重庆。在这里，老舍留下了诸多如《陪都赞》一般展现大后方团结一心，坚决抗敌的礼赞。

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贵为民国著名作家、文协主席的老舍先生在颠沛流离半个月后，却连间像样的客房都找不到。虽然青年会对于老舍的光临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但无奈宿舍因过量的避难人群已经客满，他们只好给这位贵客安排了一间机器房作为临时住所。这个本身并没有住人功能的，“很黑、噪音很大”的小庙，便成了老舍这位文坛“大和尚”在大后方的第一个栖身地。

青年会的住所虽然简陋了一点，但是地理位置绝佳。这里不仅离陪都最繁华的都邮街不远，同时也临近长江，视野开阔。但跋涉万里来到大后方的老舍可不是来享乐的，他在思考文学应当如何和处于战争阴影下的“人”发生联系。这些战争下的“人”，可不一定是以老舍为代表的新文学家们的忠实读者，他们中不少人根本就不知道新文学家们的文学改革运动；尤其是这场战争中的主角——军人，新文学的审美追求并不能引起他们的共鸣，反而是一直被新文学家们所摒弃的古典的、通俗的文学，如戏曲、旧诗、鼓书更能迅速实现战争时期文学的功用。

在大后方，老舍坚持着为抗战服务的创作理念，刚到重庆仅一个月就推出了第一部抗战文集《三四一》，包含鼓词三段、京剧四出，以及一篇通俗小说。名为《王小赶驴》的鼓词中王小拜别老母的话语更是动人心弦，促人从戎。

“王小抹泪辞老母 牵着黑驴走他乡

回头再看家门外 老母呆立在门旁

为国舍亲难两顾 把脚一跺出了庄”

随着战事的发展，曾经被称作“天堂”的大后方出现物通货膨和物资匮乏的状况，“物价像发疯似的往上涨”。但全国颠沛流离的文人仅有的收入——稿费并没有增长，已然“生活都非常的困难”。当时文坛同仁哪会不知此时国家所面临的经济困难，这些以笔为枪的战士们在非常拮据的情况下仍尽力为前线的战事捐献自己的财产。在“文协”举办的劳军运动中，老舍捐出了《面子问题》的全部手稿，并以十元购买了义卖画作。老舍随后来到了他在重庆最后驻足的地方——北碚。

老舍将定居的屋子起名为“头昏斋”，并曾用其作笔名发文，不久后，他又将“头昏斋”改名为“多鼠斋”；“头昏”和“多鼠”也是生性幽默的老舍为自己贫病交加的生活所抓取的最诙谐而尖锐的具象。

老舍的头昏病始于1940年冬，当时的他正忙于赶写《面子问题》的剧本。由于用脑过度和嗜酒引起的贫血，因而导致头昏，但他很难负担得起补品、药品的高价。早在武汉坐船期间，他就患上了痢疾。白象街期间他也曾饱受肠胃病的折磨。这些疾病不仅侵蚀着老舍的身体，其引起的剧烈生理反应也让他不得不随时停下手中的工作。老舍回忆头昏病发作期间，“墨研好了，笔也拿在手中，也不知怎么的，头中轰的一下，生命成了空白，什么也没有了……”盲肠炎和疟疾是战时大后方人最“流行”的病症，而老舍也是“来者不拒”；昂贵的物价使他长期吃混着稗谷和稻子的“平价米”，而他还不得不时时放下碗筷躲警报。进食失去规律，盲肠患病也是当然。

1943年11月，因盲肠炎刚开完刀尚无法行走的老舍终于在大后方见到了担忧已久的妻儿。虽然已是贫病交加，家母驾鹤西去，但妻儿平安给予了老舍极大的希望。他在盲肠炎开刀后的痛楚和举家团圆的快乐中静静地思考。逃亡、坚守、家乡、大后方、家庭、侵略、反抗、八国联军、抗日战争……大后方岁月里所念想和关注的对象在脑海中跳跃，这些零散的构思逐渐在大后方最后的日子里变成了我们所熟知的巨作《四世同堂》。在这本书中，有苦难，有幸福，有人罹难，有人抗争，有人苟活，阴影下有多少人又不是在“惶惑”中“偷生”呢？战争的天空下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他们复杂的所思所感，他们对于战胜的渴望，战败的惶恐，以及在这些情感之间努力寻找存活下去的可能性和意义的追问，这些生命带着他们的思索化为影子穿越被炮火轰击的国土，来到大后方，来到北碚，穿过多鼠斋圆弓形的大门，跃然纸上。

在《四世同堂》中，老舍解释韵梅温和的性格时，曾写道：

“患难是最实际的，无可幸免的；但是，一个人想活下去，就不能不去设法在患难中找缝子，逃了出去——尽人事，听天命。总之生在这个年月，一个人须时时勇敢的去面对那危险的，而小心提防那‘最’危险的事。你须把细心放在大胆里，去且战且走。你须把受委屈当作生活，而从委屈中咂摸出一点甜味来，好使你还肯活下去……”

某种意义上来讲，对于来到重庆第六年的老舍而言，韵梅的理念也可谓是他此时的想法。《四世同堂》给予了他困苦中坚持下去的理由。也许有一天，日寇真的踏足了大后方的土地，踹开多鼠斋的大门，像罗马人杀死阿基米德一样杀死他，也许……但此时，唯有尽人事听天命。在北碚“墙上可以烤面包”的酷暑下，在“头昏和疟疾时常来捣乱”的折磨下，他坚持着“文牛”的耕耘，“不肯偷懒”。在不懈地坚持下，到抗战胜利前夕，老舍完成了作品的三分之二，虽然没能照原计划在两年内完成，但对于“冬夏头昏，秋间患痔、癞痢，春天打摆子”的他而言已算得上不小的成就。

1946年3月4日，老舍告别北碚，告别重庆，告别大后方前往美国。此后他再也没有回到北碚。他停留的故居仍带着过往的记忆伫立在雾气中，等待人们聆听它们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