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爆发的次日，尚困居日本的郭沫若从报纸上得知了“卢沟桥事变”的消息。抱定“四十六年余一死”“欣将残骨埋诸夏”的决心，郭沫若“别妇抛雏断藕丝”，摆脱日本当局的监视与阻挠，于7月27日下午抵达了上海。1938年12月29日，郭沫若从贵阳飞抵重庆，开启了他八年抗战史的雾都时期。由此，重庆艰难而辉煌的抗战史书写中，诗人郭沫若成为绕不过去的一环。

一、坚守文阵

诗人郭沫若在抗战爆发后的“投笔请缨”，是他继大革命时期为反帝反封建斗争而奋斗后的又一次努力。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刻，郭沫若愿意放下党派芥蒂，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重归文化战线，希冀着“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

返国参加抗日战线之初，郭沫若因不想“替反动派卖膏药”而拒绝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之职，后在周恩来劝说下勉强接受。如他所料，国民政府1937年11月20日迁都重庆以后，第三厅进一步受到钳制，频频出现人事、经费等诸多问题。郭沫若及其领导下的文化名人并未减退工作热情，仍宵衣旰食地展开文化宣传工作。荟聚了中国文艺界名流的第三厅，还团结了鹿地亘等日本反战人士，获得了“名流内阁”的雅号。

1938年2月至1944年12月，日本侵略者对重庆进行了灭绝人性的无差别轰炸。炸弹与警报声中，郭沫若往返于天官府和三塘院子之间，抓紧一切时间处理公务，宣传抗战建国。他颇具幽默色彩地将天官府那外墙震落、弹药箱做书柜的房间戏称为“蜗庐”，深受感染的伙伴们则称其为“我们的解放区”。而在面对重庆人民遭受的苦难时，郭沫若展现出悲悯愤慨的一面：他写下《惨目吟》，刻画“渝城惨遭炸，死者如山堆”的地狱景象，控诉日寇犯下的滔天罪行。

这一时期，郭沫若非常注重战时文化工作方法，指出对内要提高民众和士兵同仇敌忾的精神，对外要扰乱敌人的阵线，瓦解敌人力量，争取国际援助。他积极参与慰劳总会和战地文化服务处，奔波于抗建堂、张家花园、复旦大学等处演讲，参加火炬游行和歌咏活动，支持、保护孩子剧团演出，身体力行地实践他的文化工作主张，提振人民群众抗战到底的信心。

1939年10月，国民党进一步压迫第三厅，强迫三厅人员加入国民党。郭沫若愤而辞职，三厅其他进步人士纷纷效仿。经过中共斡旋，加之担心重庆名流改投延安，国民党只得另设文化工作委员会留用三厅人员，让郭沫若担任主任。在大是大非面前，郭沫若忍受屈辱，巧妙团结爱国进步文化人士，战斗到1945年4月文工会被强行解散的那一刻。

1942年春，郭沫若这样赞美水牛：“活也牺牲，死也牺牲，/死活为了人民，你毫无怨艾。”（《水牛赞》）此中气概，与鲁迅的“俯首甘为孺子牛”有相通之处。在这个意义上，周恩来所言的“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就是切中肯綮的一个论断。

二、诗心碧血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外患未平而内忧再起：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再次掀起反共高潮，雾都上空弥漫着一股政治阴云。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郭沫若那股纵横捭阖的诗心被再次唤醒，他要用这诗心打破沉闷的困局。这一次，他将诗心诗意灌注于戏剧与史学著作上，开出了多朵奇花异朵。

本着“具体地把真实的古代精神翻译到现在”的目的，郭沫若开始“故事新编”式的史剧创作，他借助聂政、信陵君、高渐离、夏完淳等历史人物的典故，创作出《棠棣之花》《虎符》《高渐离》《南冠草》以及体现民族团结思想的《孔雀胆》等历史名剧。这些叫好叫座的戏剧失事求似，借古讽今，无不歌颂着仁人志士反抗暴政，爱国爱民的高尚品格，揭露着小人败类卖国求荣的丑恶行径。

其中，艺术成就最高、社会影响最巨的当属《屈原》。这部倾注了郭沫若大量心血、充分显示了他的才情的剧作，是他在战时的一次酣畅淋漓的抒情，更是他对精神偶像屈原的致敬与重塑。在他笔下，屈原身处东皇庙中，戴刑具、着玄衣、披散着头发，高喊：“风，你咆哮吧！咆哮吧！尽力地咆哮吧！”与旧社会文人眼中峨冠博带的屈子相比，郭沫若重塑的是渗透无产阶级革命集体主义浪漫精神的战士屈原。屈原形象从此离开知识分子的书阁，成为战时社会各界普遍接受的爱国英雄。《屈原》让举国上下为之震撼、感动，让国民党顽固派与亲日分子畏惧、暴怒，是郭沫若向着文学高峰进行的一次最高冲击。

1944年是农历的甲申年。为总结闯王李自成的悲剧性经验，也为警醒世人停止内斗，一致御侮，勿行南明故事，郭沫若写出了史论《甲申三百年祭》。这篇警世奇文遭到国民党无休止的攻击，指责他“为匪张目”；另一边，共产党却对此甘之如饴，将其作为延安整风的重要学习文件，号召全党学习。

郭沫若在重庆期间不但以笔为刀，而且史学研究成就斐然。结集在《青铜时代》《十批判书》中的研究先秦社会和学术思想的论文、批评古代社会意识形态的文章，具有不可轻觑的价值。

三、奋战向前

郭沫若始终与共产党保持紧密联系。重庆时期，他以“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身份领导文化工作，实则是中共的秘密党员。1941年11月16日，时逢郭沫若的五十寿辰与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南方局采取公开、合法的形式，举办了盛大的祝寿会与茶话会，涤荡国统区的反共阴霾。面对中共与文化界友人热烈的庆祝、殷切的期盼，郭沫若十分感激，表示“誓当为文化与革命奋斗到底”。

1945年2月，郭沫若曾吟唱道：“人类在庆祝着新的胜利，新的诞生，新的成长。”（《和平之光》）半年后，他见证了抗战胜利，心潮澎湃地为政治协商会议奔走呼号。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的无私与真诚深深感动着他，他步《沁园春·雪》之韵写词斥责国民党御用文人的中伤，还将自己的手表赠予毛泽东。郭沫若与毛泽东的友谊，正是郭沫若与中国共产党深厚情谊之一斑。

随着国民党反动派“假民主，真内战”的面孔逐渐显露，郭沫若受到了不小打击：沧白堂事件与校场口血案，使他挂了彩，他参与创办的《民主日报》和《新华日报》也被捣毁。与进步人士同行在政治逆流中，他相信“太阳一定会出来，雾是一定会散的。”他知道新的战场还在前方等着他，他也坚信中华民族最终会如凤凰涅槃，翱翔欢唱。

1946年5月8日，郭沫若全家飞赴上海，离开奋战了六年余的雾都重庆。离开前三天，郭沫若写下了情感复杂的散文《重庆值得留恋》。和其他客居者一样，郭沫若也关注到了重庆的崎岖、重庆的雾、重庆的炎热这些为人诅咒之处，赞美其广柑之多、蔬菜之丰富、温泉之多与交通的四通八达，然而和其他人不同，郭沫若指出重庆特别令人讨厌的地方在于有着比老鼠更多的特种老鼠，从而更加留恋尚在重庆的战友们。重庆这座奋斗之城由此成为郭沫若的牵挂之城，而郭沫若为重庆留下的，是一个创造诗人的浪漫墨痕，是一个革命战士的斗争足迹，是战时雾都不屈历程的精神写影。

（文/曾玮 杨华丽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