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清政府被迫签订屈辱的《天津条约》，西方传教士得以深入内地游历传教。1876年，英国逼迫清政府签订《烟台条约》，准许英国在重庆派驻领事，重庆第一次“被迫”接触西方。伴随西方商人教团而来的，还有西方教会教育及重庆有识之士仿西方教育模式开办的新式学堂，重庆成了中国近代较早接触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的内陆中心城市，这也是重庆近代书院改制早于全国书院改制的原因。

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洋务运动的巴蜀代表黎庶昌于重庆巴县创建了重庆近代的第一所官办学堂——川东洋务学堂。此后重庆地区陆陆续续地兴办起新式学堂，开展新式教育，如南川专经书院设置少量时务、算数等新课程，并按月课试；合州书院也附设了数学班。除此之外，重庆其他书院也相继修改章程，除了讲读经史之外，还加进了天文、地理、中外交涉、商务、测算等课程，考试改用策论。虽然这些改革还仅限于传统教育范畴的小修小补，但却是重庆书院近代改制的前奏和尝试。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推行的近代书院改制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开始，称为书院的戊戌改制。重庆作为西南商贸及文化重地，积极响应书院戊戌改制的号召。同年，四川省第一份报纸——重庆府城的《渝报》刊载了达县刘行道的《川东建置中西学堂述义》，称“中西款后，天子赫然维新百度，明诏各行省设学堂，以诰天下士。先于京师立官书局，以树之标帜，以风动四方，自是新学之议遍天下”。于是，近代重庆创办起了第一批新式学堂，如重庆川东中学堂、江津西文学堂等。重庆新式学堂的建立带动了传统书院的改革，代表着重庆教育破旧立新的开始。

虽然维新变法如昙花一现，匆匆而过，但书院改制的车轮依然转动前行。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百日维新后不足三年时间，清政府将曾经废止的书院改制诏令《兴学诏书》再次通谕全国。由此清末的书院近代改制大刀阔斧地拉开了序幕，重庆地区书院改制也全面展开，英籍陶维持、陶维义在督邮街创办广益书院，后改名为广益中学，学校积极倡导普及足球运动；东川书院改名为重庆府中学堂，是重庆最早的公立中学，也是中国人在重庆开办的最早的中学，各门课程所使用的教材主要源于欧美、日本学校教材的编译；江津聚奎书院改称聚奎学堂，从日本购买科学仪器、器材及图书资料，以便为学堂学生教授科学教育课程，开辟运动场为学生开展体操、田径等体育教学，开办了江津县的首届运动会，创办了川东地区唯一支学校军乐队，率先为江津县放映无声电影。秀山书院高等小学堂仿行欧美体育教学内容，把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与现代体育运动竞赛项目结合起来进行教学。巴县字水书院改办的巴县医学堂，为重庆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医务人员，包括著名针炙学家、经方学家吴棹仙。酉阳龙潭经院、永川锦云书院改办学堂，开设蚕桑班，讲授养蚕缫丝知识。

改制之举，为重庆地区带来大量的新教育元素，推动新式人才的不断涌现、学术研究的转型。当时的《四川官报》称，自巴蜀之地书院改制全面而迅速铺开以来，各地兴办的新式学堂中重庆占居多数，并大赞“渝城地居冲要、得风气之先”。

（中共长寿区委宣传部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