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第三批南迁四川的文物在川陕公路运输的艰苦状况（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安达森洋行老照片。（资料图片）记者 熊明 翻拍/视觉重庆

▲南滨路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特约摄影 钟志兵/视觉重庆

“在重庆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的一栋建筑上，写着两个已经有些模糊的红色大字——‘不拆’。这座‘不能拆’的建筑，承载着一段不能忘记的历史。这两个字，也诉说着重庆和故宫多次‘相遇’的故事。”6月16日，新华社播发通讯《不能拆的遗址 不能断的文脉》，回顾了80多年前故宫与重庆在抗战硝烟中结下的千里情缘。

时光回到上世纪30年代末。

当杭州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在钱塘江南星桥码头启程，夜以继日溯流西上之时，数千个装满故宫文物的木箱也从南京匆匆启程继续西迁。彼时，距离它们被运抵南京仅仅一个月。

夜以继日地匆匆，只因一个原因——侵华日军的铁蹄已经侵入中华腹地，北平沦陷、天津沦陷、上海沦陷……日军逼近南京。

从孤岛暗巷到深山溶洞，从长江险滩到山城街巷，中华文明的火种在颠沛流离中跋涉千里。这些被战火淬炼的文物和典籍，不仅承载着千年智慧，更铭刻着中华民族在至暗时刻的坚韧与尊严。

1938年5月22日，随着数千个木箱的抵达，守护故宫文物的重任交给了重庆。

从此，故宫与重庆结下一段共历生死的千里情缘。在日机的大轰炸中，为了保护这些国之瑰宝，从故宫人到史学家、从军人到百姓，他们用血肉之躯，共同创造了战争环境下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伟大奇迹。

重庆成为故宫文物南迁重要节点

打开故宫博物院的官方网站，一场名为“故宫文物南迁史料展”的线上展览，正用大量翔实的档案和图片，向世人讲述着那场世界文物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久、行程最长的文物大迁徙。

当人们点开展览的每一个篇章，总能反复看到两个字——重庆。

“抗战期间，重庆不仅用自己特殊的地形，保护了那些堪称无价之宝的国宝级文物，还首次看到了这些文物历经风波后的再聚首。”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原研究馆员胡昌健用这句话概括重庆与故宫的往事——10多年前，他曾与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一起，在重庆逐一探访故宫南迁文物的藏身点。

故宫这么多南迁文物，如何知道它们中的哪一部分到过重庆？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冯贺军道出了谜底：每一件南迁文物当时都设立了独有的身份证，“我们可以清楚地分辨出哪些文物曾被运到重庆保存过。”

在文物专属身份证上，“天”字打头的表明来自乾清宫，“地”字打头的来自坤宁宫……同时，专家们专门定制了一批长三尺、高宽各一尺半的厚实木箱。尽管时间紧迫，但装箱工作一丝不苟，甚至从城墙上扔下，箱内瓷器也毫发无损。

南迁文物虽有政府军队护运，但均配有故宫工作人员全程押送，保证一路上“人不离物，物不离人”。从一地运到另一地，出发时间、运输工具、转岗、转车、转船，都有文字记录。

故宫人用“对签子”的办法保证文物数量准确。一支签子对应一箱文物，每交付一支签子，就代表一箱文物安全送达。据相关史料记载，故宫博物院第二任院长马衡视察时，在册中随便圈了两个号，5分钟不到，两箱文物就从几千箱文物中提出来，管理之高效可见一斑。

19557箱文物抵沪后，放在上海法租界暂存，但好景不长，七七事变爆发。1937年8月13日，日军轰炸上海，南京告急，南迁文物只能分三批向西迁移。同年12月9日（南京沦陷的前4天），这些文物随英国轮船“黄浦号”驶离浦口码头。

根据战时文物宜散不宜聚原则，数千箱故宫文物辗转来到重庆。其中字画最多，对保存条件要求较高。

当时，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长蔡元培，主持了关于故宫文物在重庆存放地点的会议，决定立即修建专门的库房存放国宝。最终大家一致决定，将文物分三处存放，即安达森洋行、川康平民商业银行、吉时洋行。

巴南飞仙岩曾藏有故宫文物珍品中的珍品

安达森洋行在哪里？导航重庆南滨路上的故宫文物南迁纪念馆就到了。

存放过故宫文物的仓库、搬运过故宫文物的缆车、保存过故宫文物的木箱……在这里，处处可见守护的踪迹。

可在80多年前，这一切都是最高机密。

胡昌健说，很长一段时间，故宫文物和重庆的“相遇”是一件不为人知的事，“那时，故宫文物南迁是绝对秘密，鲜有文献记叙。直到20世纪末，台北故宫博物院披露信息，才知道重庆究竟哪些地方曾是那些国宝的栖身之所。”

资料记载，安达森洋行原有6栋建筑，占地近万平方米。当时故宫博物院租下4个仓库，安达森下令“把仓库里的腊肉都甩了”，将3694箱文物搬进了仓库。

南岸区文管所内，至今还留存着张建民老人口述的故宫文物保护过程的记录。老人曾是安达森洋行公私合营后的第一批员工。他在口述中说，曾听当年安达森洋行的同事们提及，每当日机来轰炸时，安达森就叫工人把瑞典国旗在洋行门口的旗杆上升起，以求安全，藏于安达森洋行的这批文物，也因此毫发无损。

而鲜为人知的是，除了人们熟知的安达森洋行、川康平民商业银行、吉时洋行之外，在重庆还有一处故宫文物藏身点，而且它保存的还是故宫最为珍贵的一批文物。

这个文物藏身点就在飞仙岩（现巴南区安澜镇永寿村）。这里两山对峙，是一处清幽僻静的山谷。

胡昌健说，1944年11月24日，马衡在理事会上提出，桂柳相继撤守，黔省吃紧，存安顺80箱文物精华是否尽早迁移乐山或峨眉保存？经讨论决议：存安顺文物先迁重庆。

12月5日，15辆军用卡车装载文物箱件和押运人员离开安顺，循着川黔公路前行，并于12月18日抵达飞仙岩矿区临时仓库。

曾任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主任的欧阳道达在《故宫文物避寇记》中也证实了这一段历史记载：“独山失守，寇氛炽迫；文物再迁，刻不容缓。又经本院在渝市郊外五十公里许，选定资源委员会四川油矿探勘处所属废置未用之飞仙岩矿场，为短期储藏文物之用。”

为什么是飞仙岩？

胡昌健举起三根手指一一道出：

第一，地理空间封闭，便于文物保管。飞仙岩是两山相夹而成的山谷，溪水环绕，植被丰富，自然环境封闭，周边居民稀少。

第二，建筑空间充足，便于工作生活。曾作为矿区的飞仙岩内屋舍废置不到2年，基本可以满足80箱文物的存储、文物保管人员及其眷属的生活。

第三，交通运输便捷，便于迁移运输。文物箱件自安顺移运巴县（现巴南区），所经过的道路是连接四川与贵州的交通要道——川黔公路，文物箱件进出相对便捷。

为何要为80箱文物精挑细选藏身地点？打开文物清单，答案一目了然——除了吴道子的《钟馗打鬼图》、赵孟頫的《鹊华秋色》、宋徽宗的《腊梅山禽》等名画外，还包括颜真卿、欧阳修、苏东坡、黄庭坚、米芾、马远、石涛、唐寅、沈周、文徵明等书画大家的作品，更有书圣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宋高宗《赐岳飞手敕》真迹等，可谓故宫文物珍品中的珍品。

文物北归前曾展出以报答护卫之情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当年秋天，故宫博物院重庆总办事处随即规划复员，开始着手准备故宫文物复归计划。在计划中，重庆扮演了聚集地的角色，分为三路迁至四川乐山、峨眉以及巴县的文物将全部先运到重庆，再循水路直运南京。

1946年，所有故宫文物运抵重庆，藏入海棠溪向家坡山脚原国民政府经济部贸易委员会库房，故宫博物院根据情况成立了三个小组负责整理保护。

此时，白蚁和臭虫成为最大困扰。一天之内，白蚁能把一箱东西吃个精光。

据故宫学者那志良先生回忆，工作人员在箱架之下垫上一块鹅卵石，白蚁若想接近箱件，因鹅卵石表面光滑无法攀爬，便会绕到其边缘，用泥土筑造隧道迂回入侵。工作人员每人领一个棉垫、一个电筒，每天上午、下午分别检查一次，及时清除这些隧道以防治虫害。

文物集中重庆之后，故宫博物院就积极接洽船只，准备北归。本来打算把这些文物直接运回北平，但因时局关系，平汉铁路的运输有问题，只能改为运到南京。他们先在海棠溪设立一个转运站，用汽车从向家坡载运来的文物箱件，先由转运站负责人点收装上驳船，拖到对岸存入仓库，装船的时候，再由仓库将驳船拖出，用人力转入轮船。装运文物的轮船到达南京后，由码头上负责接收文物的人员照应，将文物箱件装汽车，再运到文物库房储存。这批文物，自1947年6月中旬起运，到12月初结束。

3000多公里的漫长路途中，发生了一个小插曲。2017年，央视节目《国家宝藏》讲述了这段故事。

当年，运载“中华第一古物”陈仓石鼓的车行至江津广兴乡时，司机不小心撞上了一棵树，车一下子就翻了，所幸石鼓未被损坏。谁知，车辆在离开黔江后，又因为避让另一辆车而再次翻倒，车摔坏了，石鼓仍完好，历时56天，终于安全抵达南京。

1943年12月至1944年1月，为了报答西南父老协助运输、保卫之劳，使其能饱览祖国文化瑰宝，故宫博物院在重庆举办了一次告别展览会。在这场展览会中，展出了宋高宗《赐岳飞敕》、李公麟《免胄图》等精选书画作品共142件。

在展览会现场发送的《书画展览会展品目录》上，“参观须知”第7条为“如有空袭消息请来宾退出”，显示出战时的独特氛围。

守护之情，从未忘记。

就在这场告别展举办80多年后，北归的国宝将在今年再次回到它们昔日的藏身之地。今年10月，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与故宫博物院将联手推出《国宝的长征：故宫文物南迁纪念展》，故宫文物将派“代表”回渝探亲。

这不仅仅是一次文物的“省亲”，更是一次跨越时空的深情回望与致敬。它邀请我们共同翻开那段尘封而炽热的历史，触摸一只只木箱承载的智慧，感受烽火岁月里守护者的心跳——重庆，这座不屈的山城，以其险峻的地形、无私的人民和坚定的意志，在日寇的狂轰滥炸下，为国之瑰宝提供了最坚实的庇护所。

重庆与故宫这段共历生死、守护文明的千里情缘，从未被遗忘。它不仅深藏于泛黄的档案、亲历者的口述和纪念馆的斑驳光影里，更熔铸成一份沉甸甸的共同记忆，成为中华民族于危难中守护文化根脉、彰显不屈精神的永恒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