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大水汤汤，溯流北上；命运罗盘，民族秘史。

人在大地上，只能活过一生，但大地对人类的记忆，是全面的，是嵌入肌体的。作为大地的经脉，江河之所以万古，是因为流动不息，和这个世界的连接从来不曾断裂，一直是连贯的，是不断延展的。

百川归海，海纳百川。河流既是连接，也在吸纳。到世界去，可以从一条河流出发；从世界到某个原点，总是绕不开某条河流。正如徐则臣在小说《北上》中这样阐释：“运河不只是条路，可以上下千百公里地跑；它还是个指南针，指示出世界的方向。它是你认识世界的排头兵，它代表你、代替你去到一个更广大的世界上。它甚至就意味着你的一辈子。”

这是运河与世界的连接关系，它并不限于地理层面，还包括精神世界。河流是乡愁的重要载体，很多人关于故乡的记忆，总会在不经意间就锁定在家乡的河流上，其中有着深刻的文化奥秘。徐则臣通往文学人生的道路，就是从运河出发，逐渐进入到美好世界。

徐则臣是江苏连云港东海人，初中时，学校门前是江苏最大的人工运河，叫石安运河，冬日河面上氤氲的水汽，成为他温暖的记忆。徐则臣大学和工作过的淮安，运河穿城而过，是千年漕运衙门的所在地，河边的石码头和镇水兽，以沉默的方式记录着岁月沧桑。20多年来，徐则臣的笔墨像是融进了运河水，落在想象的宣纸上，缓慢地外溢开来，逐渐构成他的文学精神世界。很多人把徐则臣当作是淮安人，这是作品给读者带来的地理错觉，淮安是“运河之都”，而运河是徐则臣的文学原乡。

这也生动说明，对一个作家来说，作品才是最好的身份凭证。从“花街”系列小说到茅奖作品《北上》，徐则臣作品与淮安这座城市已经形成强关联。从某种意义讲，淮安就是这个70后作家“到世界去”的重要出发地。讲好作家故事，未必要从他的出生地开始铺陈。这就如同《北上》的叙事结构，是从意大利人保罗·迪马克与谢平遥、邵常来等人一同乘船沿运河北上讲起，但叙事起点并不是运河起点——杭州武陵门，而是无锡。这样的切入，无疑是跳跃的，是有落差的，而不是平铺直叙的，呆滞僵化的。地理空间的交叉和时间年代的切换，让这部小说的结构形式极具匠心，让一个个人物故事如同运河上的船只，穿梭摇晃，充满节奏感，带来画面感。

“北上”，不只是个地理方向概念，更是价值实现路径。从文化审美角度，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江南，那是因为江南适合成为人们的精神栖息地；从个人实现层面，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种“北上”情结，那是因为“北”不仅是地理之北，更是文化之北、精神之北、价值之北。

中国历史文化养成的以北为尊，中国地形的北高南低，让“北上”的形象意蕴特别清晰。“北上”是生命向上的生长过程，需要面对险阻，需要不断跨越。从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到今天人们的各式人生梦想，无数人都选择到北京安放。北京是中国北方的中心，也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从古至今，一代代知识分子离开故乡，到这个北方的“帝都”接受命运检阅，这就是完成个人实现的“北上”。徐则臣从苏北出发，求学南京北京，后又绕道沪上，最终定居北京，这也是现实人生的“北上”。

“到世界去”是徐则臣小说的重要主题，而以“北上”这个意象来承载这样的价值意旨，是完成了一次重大升级。从《午夜之门》到《夜火车》再到《耶路撒冷》，徐则臣小说“到世界去”的主题一直在扩展，思维并不只是简单地向外延伸，世界也并不只是离故乡很远的地方，“回归故乡”同样是“到世界去”的重要方向和路径。从价值内涵看，《北上》中的运河，也超越《夜火车》中的火车，成为徐则臣完成“到世界去”和“到中国来”的交互载体，从而实现“空间与内心的双重变迁”。

在《北上》中，徐则臣“到世界去”的价值选择更为理性，站到了更高的文明水位。毕竟，世界是平的，你来我往，才是真正的抵达。

《北上》中到“中国来”的两个主角，是意大利兄弟。哥哥叫保罗·迪马克，弟弟叫费德尔·迪马克。保罗·迪马克是在意大利维罗纳运河边长大的孩子，特别崇敬他的前辈马可·波罗，成为一名自名“小波罗”的冒险家。马可·波罗在游记中写下东方帝国的繁华绮梦，成为无数欧洲人对中国憧憬的感召力量。小波罗来到中国，沿着运河一路北上，这既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文化探寻之旅，也是对失踪弟弟费德尔·迪马克的寻亲之旅。他的弟弟费德尔·迪马克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时期来到中国，后来爱上运河边女子秦如玉，化名马福德，融入中国人生活方式，生儿育女，摆渡谋生。迪马克兄弟从意大利的运河边来到中国的运河畔，他们也是“到世界去”的主体。

运河是《北上》的主人公，是历史的忠实记录者。《北上》呈现了“运河上的中国”，出版方也以“一条河流与一个民族的秘史”作为推介语，不难看出这条河流关联的民族记忆和国家命运。当然，徐则臣没有陷入“史诗式”的宏大叙事套路，而是把大运河上几个家庭的百年往事串接起来，完成“小切口、大框架”的历史细微记录。围绕历史和现实两条结构线索，小说时间跨度从1900年到2014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随后八国联军侵华；1901年，小波罗沿运河北上，这一年，光绪帝颁布废漕令，运河从此走向衰落，小波罗被河盗所伤，死于运河之上；抗战期间，秦如玉为保护孙女在渡口被日本人害死，马福德为给妻子报仇，枪扫日本人，死于这片土地……2014年，大运河申遗成功，但运输功能式微，如何“唤醒”运河，成为现实命题。

百年历史，暗流涌动。小说中几代人，从戊戌变法的暗影中起步，经历各种战乱饥荒年代，经过十年动荡的不堪岁月，来到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之下。几代人生死存亡，像是一种命运罗盘，不论经历怎样的大历史转折点，生命传承如同奔腾不息的大运河之水，永不止息。小波罗的罗盘成为当年北上伙伴邵常来的传家宝，邵家一辈辈跑船在大运河之上。罗盘把家族世代连接在一起，固化为一种命运轮回的意象，传递着一个世代船家的生活信仰；谢平遥的后人谢望和做了一档名叫“大河谭”的节目，想“把京杭大运河的历史、当下和未来，政治、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等方方面面都囊括进来”，通过赋予运河更多的时代元素，来唤醒人们更多情感和文化的记忆认知，让大运河真正“运”起来。一条运河的前世今生，从百年前维新变法的暗影到如今改革年代的阳光，寄予着太多的家国情怀，映照着一个民族的旧邦新命。

对历史的透视，对现实的观照，是知识分子的价值使命。小说里的谢平遥是一位精通外语的晚清知识分子，曾经是江南制造总局下属翻译馆的职员，深受西方思想文化观念影响，对当时的戊戌变法充满着救国图存期待和担忧，想为朝廷“干点实事”，却受尽同事耻笑，只能活成帝国斜阳下怀才不遇的孤独者。现实政治的无奈，让谢平遥在龚自珍《己亥杂诗》中找到共情：“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谁分苍凉归棹后，万千哀乐集今朝。”这样的诗行，是龚定庵乘船从运河南归故里时写的。这个改良维新的思想先驱者面对纤夫们劳作，充满了悲悯、愧疚与无奈。徐则臣把这样的诗行写在扉页上作为题记，传递的既有民生情怀，也有反思精神。这也是一代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传承和责任担当。

《北上》是一部运河风物志，是一部运河风情书，是一部运河人情书。民族的秘史，既体现在诸如烟花柳巷、船闸建筑、挑夫船家、兵马劫匪、拳民愚昧、纤夫官员等晚清生活图景中，也隐藏在东方对西方、西方对东方“互看”的历史反思中，甚至还体现马福德和秦如玉、谢望和与孙宴临等人生生不息的爱情中。在《北上》的扉页中，徐则臣引用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这句名言：“过去的时光仍持续在今日的时光内部滴答作响。”透视这条河的秘密心脏，打捞那些沉默在时间深处的声音，每个人也都能沿着这条河流，找到自己“到世界去”的路径。

大水汤汤，烟波浩渺；风物无穷，情思无限。正如小说里船民邵秉义所说：“清楚不清楚的，都在这条河上了。”这，或许也是兰斯顿·休斯为何会写出如下诗句的原因：

我了解河流，

古老的幽暗的河流，

我的灵魂成长得像河流一样深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