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东方战线，历史突破；真心英雄，可敬可爱。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征途。不论是在人生的哪一个战场，忠诚、勇敢、智慧、善良、宽容、悲悯等等品质，都是弥足珍贵的力量支撑。

用一个词语，来统括这些价值元素，来升华这些价值的意蕴，无疑是很考验修辞能力的。不过，作家魏巍做到了，而且是做到极致，他提炼出的这个词语，叫“可爱”。

魏巍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成为几代人记忆抗美援朝战士最重要的文化载体。“可爱”，是志愿军战士的形象符号，集纳了战士们身上各种美好的价值品质。

“可爱”这个词的意思，是宽泛的，是可以延伸的。可以指令人喜欢的，令人热爱的，甚至是让人敬爱的；可以拿来形容小动物，用来赞美儿童，甚至用来赞叹老人归来仍是少年。真正可爱的人，不仅值得欣赏，更值得致敬。

魏巍就是从志愿军战士身上，找到了“可爱”这个深度共情点。

作为一位从战火中成长起来的作家，魏巍的人生经历过四大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和援越抗美战争。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魏巍都是在战斗部队任职。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就到朝鲜参加相关工作，后来，又留下来进行了3个月的战地采访，见证了志愿军战士的勇敢，体会到战争的残酷，读懂了这场战争的价值内涵。

没有什么比真实细节更加深刻，更能打动人。营地里，士兵们一个个嘴唇干裂，眼睛熬红，耳朵震聋，他们一口炒面一口雪；战斗中，井玉琢全身被汽油弹烧着，像一条火箭射向敌群，抱着美国兵滚下山去；邢玉堂和王健候身上燃烧着余火，身子压紧敌尸，牙齿和指甲深深地嵌进敌人的皮肉里……魏巍从几十个生动故事中，选定三个典型案例，写成了抒情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

这篇文章很快被送到《人民日报》，社长邓拓看完后，十分激动地说：“好几年没有见到这样的好文章了。它表达了我们这个时代对志愿军战士最崇高的奖赏。”1951年4月11日，《谁是最可爱的人》被破例置于《人民日报》头版社论位置发表。很少有哪篇散文像《谁是最可爱的人》这样，从上至下得到共情。毛泽东主席读后，立即指示：“印发全军！”；朱德总司令读后，连声称赞：“写得好！很好！” ；周恩来总理在1953年的第二次文代会上作报告时，深情赞扬这篇文章是“刻画这些典型人物来推动社会前进”。这篇文章感染了国内千千万万读者，也传遍了整个朝鲜战场，让无数战士为之热血沸腾。

不过，文学记录抗美援朝这场伟大战争，仅仅靠《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种场景化、片段式的散文叙事，是远远不够的。要想全景式再现这场战争，显然离不开鸿篇巨制。魏巍曾于1950年、1952年、1958年三次赴朝，搜集了大量相关素材，不论是对英雄战士的思想感情，还是对这场战争的理解认知，都在不断提升。从1959年起，魏巍正式开写《东方》，直到1977年，用时将近20年，这部书写抗美援朝战争的长篇小说才正式出版。1982年，《东方》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

不论是在内容叙事的体量上，还是在思想精神的挖掘上，长篇小说《东方》都要比《谁是最可爱的人》更为厚重和广博。这部小说在人物形象刻画和故事细节展现上，相对于此前诸如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吴强的《红日》等同类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确实有一定突破性。小说较为全面展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创造宏伟业绩的历史画卷，同时，又将战争与当时国内的革命和建设结合起来。整个小说的场面辽阔、人物众多、矛盾复杂，充满了画面感和启示性。

在那个刚刚经历十年浩劫的文化稀薄年代，《东方》无疑是出类拔萃的文学作品。刘白羽说：“《东方》为我国当代军事文学的创作打开了崭新的局面。”丁玲说：“《东方》是一部史诗式的小说。”“一百年后，有人想要了解抗美援朝，他们还得去读《东方》。”对茅奖作品中很多革命题材或历史题材的小说，主流评论家历来喜欢用“史诗性”这个概念，喜欢作出“经得起历史考验”的预测判断。遇到篇幅较大的战争题材小说，甚至还有人赞扬其可以与《战争与和平》媲美。比如，对第一届茅奖作品《东方》和《李自成》，就不乏如此评论。

《东方》和《李自成》这样的茅奖作品，是在托翁写出《战争与和平》的一百年后出现的，按照“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文化逻辑，依据爱国情感和现实情势，对这些作品给予褒扬是可以理解的。但，回到文学艺术层面，必须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列夫·托尔斯泰，文学作品终究要接受岁月风雨漫久洗礼。

如今再看《东方》，不得不说，尽管有茅奖这样的文学荣誉加身，但这部小说人们内心留存的影响越发稀落，甚至远远不及《谁是最可爱的人》。围绕《东方》评判，不论是对“史诗性”的概念理解，还是对这类小说的价值评议，如果只是不加理性节制地赞美，就会形成严重的偏离和浮夸。

著名文学评论家王彬彬教授曾这样说： “《东方》这部小说，恐怕许多圈内人士都想不起来了。现当代文学专业考研究生时，如果出一道填空题，让考生填上《东方》的作者，恐怕没几人能答对。”按照今天的审美标准、表达技术和价值认知，《东方》确实有太多的艺术遗憾。

从内容上讲，《东方》试图全面地展现抗美援朝战争的全过程，将各阶段的重要事件都罗列其中，对重要战役进行全景式扫描。显然，作者的信息搜集和结构创意，都并不支撑这样的创作。抗美援朝战争覆盖东线与西线，很多重大战事在时间上是交叉的，小说里的主要人物无法出现于所有重要战场，而魏巍以传统的时空推进式叙事方式，试图展示一幅全景式的战争画卷，自然容易给人流水账式的机械呆板感。也许正是因为难以弥补素材搜集和表达能力的不足，魏巍对一些重点战事，只能采取缩略式描写的手段。比如，对众所周知的“长津湖”之战，就几乎没有正面描写。

不得不说，比起散文那种情感叙事，魏巍以小说方式呈现这群“最可爱的人”，过于拧巴了，显得局促了，有些生硬了。比如，《东方》无处不在地夹杂着作者的主观情感，还有太多的转述与评议，在时刻提醒着读者相关写作意图，显得太过冗余。这部小说受“三突出”原则影响很深，打上了那个时代强烈的意识形态烙印，穿插于故事情节中的各种议论，让小说带有强烈的“政治主体属性”，极大地消解了文学审美价值。

这部小说还充满了口号式、标语式的语言。比如，体现在中心人物郭祥身上，诸如“离开了他们，离开了斗争，就不能生活下去”这样的表述，过多带有政治色彩和道德说教。从文本表达看，正面人物刻画得过于伟光正，反派人物则是处处体现假丑恶，前者只采用光明的语体色彩，后者只选取黑暗的词汇表达，这种“二元对立”的脸谱化描写，也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文学描写人性的深刻。

在人物形象刻画上，这部小说带有太多“血统论”的色彩，过度陷入“阶段斗争思维”。正面人物杨大妈一家，似乎天生就带有强烈的革命热情和斗争意志；地主阶级的谢家所有人都是坏人恶人。诸如陆希荣这样“改造失败者”，身份也是属于地主的后代。哪怕是面对爱情选择，两位女性角色杨雪和徐芳也都深受到阶级身份意识影响。比如杨雪这样想：“难道我能够同一个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在一起生活么？”团政委周仆给郭祥与徐芳“做媒”时，评价徐芳“虽然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总的看还是比较纯洁的”。这种“泛血统论”和“阶级身份固化思维”表明，这部作品存在着一定的思想局限性。

比起《谁是最可爱的人》这样小切口的抒情叙事，《东方》这样的鸿篇巨制确实给人空洞苍白乏味的感觉。这也是很多主旋律作品普遍存在的问题。不过，正如魏巍如此解释《东方》书名的含义：“自从中国革命突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之后，今日之东方已非昔日的东方了，人民在这里站起来了，他们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并还有未显示出的潜在力量，这个力量无穷之大。”从这个意义讲，“东方”和“最可爱的人”这两个叙事对象本身就存在大小差异，前者更多是站在国家层面，后者更多是基于个体视角。这或许就是《谁是最可爱的人》更能展现人性美、人情美的原因。

同样是这类革命题材小说，徐怀中的《牵风记》就没有选择宏大叙事，不仅摆脱了脸谱化的人物形象刻画旧模式，甚至还写出了先锋小说的味道，极大地展现战争中“人性之真、人性之善、人性之美”。这也说明，小说永远是一门具有创新空间的艺术，只有真正回归艺术本质，通过故事细节，不断挖掘人性，才能真正释放小说应有价值力量。

从《谁是最可爱的人》到《东方》，这样的家国叙事无疑给现实生活留下太多的启示。随着时代发展，“可爱”也成为一个更有包容性的词，可以覆盖天真、甜美、无辜、纯真、简单、坦率、温柔、博大、无私等精神品质，其价值内涵也在不断升级迭加。

硝烟散尽，人间烟火。不论在哪个年代，能够为作出贡献的人，都是可爱的人。曾经那群最可爱的人，永远活在我们的记忆中。在今天，在经济社会建设的战场，在人生拼搏的沙场，每一个奋斗者和前行者都在努力地活出真我风采，获得各自的身份认同。因为个性和自由，他们是这个时代更可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