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多年前，参加“雾季公演”的靓女俊男。

“江安大师云集写出佳作、山城雾季公演好戏连台，不畏日机空袭疯狂肆虐、舞台激励军民愈炸愈强”。这是“重庆抗战剧坛史”研究权威石曼先生的经典语言之一，也是他对流金岁月文运昌盛、舞台繁荣的高度评价和完美概括。

80多年前，当年大师们怀揣使命、激情燃烧、热血满腔创作的经典，诸如《屈原》《北京人》《雾重庆》《风雪夜归人》等，过去多年至今仍生命力旺盛，常演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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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安文庙大师云集

1935年10月，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所戏剧学校创办于南京鼓楼区双龙巷，取名国立戏剧学校。经胡适举荐，曾担任梅兰芳赴苏访问演出“梅剧团”导演兼艺术顾问的湖北江陵人余上沅出任校长。国立戏剧学校学制两年，1937年首届毕业大戏，便是余上沅亲自执导的莎士比亚名剧《威尼斯商人》。

“8·13”淞沪会战失利，上海沦陷。国立戏剧学校于1938年底撤出南京，暂避湖南长沙。不料战火又迅速逼近两湖，剧校200余名师生颠沛流离逆江而上，边演出抗战爱国“活报剧”，边西行向大后方撤退。

经反复权衡考量，国立戏剧学校最终选择在距重庆450华里的四川江安县文庙落脚。学校将当地乡贤祠、忠义厅腾空做剧场、教室和学生宿舍，教师则租赁县城民居。当年从重庆去江安，长途班车需要一天多时间，乘民生公司蒸汽轮船上水则要两到三天。

把西方话剧系统引进中国，并结合国情纳入正规和专业施教，余上沅厥功至伟，被师生誉为戏剧“教父”的余上沅依托国立戏剧学校，聚集了一批立志弘扬、光大中国话剧的年轻文学名家和戏剧英才任教，包括曹禺、焦菊隐、应云卫、陈白尘、陈鲤庭、吴祖光、陈瘦竹等，以及钢琴家、比利时人葛利华等，可谓名师云集。

在简陋的文庙校舍里，学校专业设置以具有中国特色的话剧为基础和核心，系统开展表演、导演、编剧、舞台技术的教学及理论研究。同时，还开办音乐、舞蹈、电影制作等速成班。1940年6月，国立戏剧学校由中专升格为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大专)，既把戏专当作培养人才的基地，又把江安和重庆当作抗战救国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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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物看戏”全城拥趸

余上沅是吴祖光的姑父，也是他把吴祖光引上戏剧编导之路的。吴祖光曾说，姑父没走戏剧艺术家之路，走的是一条为国家培养戏剧栋梁、精英之才的艺术教育家之路。尽管后者比前者更具挑战性，也更加艰辛困难，可责任使然，姑父义无反顾。余上沅主持国立戏剧专科学校14年，其间有许多名利更高的机会，但为了戏剧事业，他意志坚定，毫不动摇。

身为校长的余上沅率先垂范、亲自教学，先后撰写了《国剧运动.序》《表演艺术大纲》《导演艺术大纲》《舞台设计提要》，翻译了美国戏剧大师乔治.贝克《戏剧技巧》等20余部专著。让余上沅彪炳史册的，还是他在致力于西方话剧中国化的改革中，做出的不可磨灭贡献。结合教学和社会演出，国立戏专在江安、叙府、泸州和李庄等地，尤其是在重庆参与“雾季公演”，六年多时间先后演出了不同题材的中外剧目179个、累计七八百场次，绝大部分是提振抗战信心、揭露社会黑暗的剧作。

曹禺在国立戏专担任教务主任、创作讲习和剧本写作。在江安的三年，曹禺不仅完成了《北京人》《蜕变》《正在想》，还把巴金的《家》改编搬上舞台。曹禺说，江安人民不仅是国立戏专的衣食父母，更是喜欢看剧和懂戏的忠实观众，江安也是鉴别作品的最佳试验场。

当时的江安县城就那么大，男女老幼通通算上，常住人口不过四五万人，剧专隔三岔五便在文庙演出，人们哪来那么多钱看戏？于是，余上沅提出“凭物看戏”的变通高招，人们有钱买票固然好，若没钱则可带把韭菜、拔几个萝卜、抱两蔸莲花白、砍几根甘蔗、灌一壶高粱酒、端几坨豆腐……反正伙房和师生都用得上，不管东西多少，皆可进场看戏。因此，剧场里常见打着赤脚、挎着提篮、背着背篼，嘴上还衔着叶子烟杆的农民津津有味地看戏。

余上沅还特别交代门房，即使没钱没物，只要喜欢看戏，也可以进场看戏。就这样，国立戏专与江安水乳交融，先生没有架子、名角从不摆谱，江安的乡绅、名儒、大户人家和街坊邻舍，逢年过节都会主动邀约杀猪宰羊，把糍粑月饼用“条盘”装着雇人抬到戏专，感谢学校给江安带来的祥和与欢乐。

1942年6月，国立戏专第五届毕业生献演，由梁实秋翻译、焦菊隐导演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这是《哈》剧在中国首演。演出在文庙大成殿举行，人们奔走相告，小县城万人空巷，文庙一下子挤进5000多人，连演五场，场场爆满。相邻的泸州、叙府、李庄、纳溪、富顺的人也赶来江安看戏，一时间轮船、栈房、饭庄和滑竿打拥堂。后来，时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邵华泽瞻仰戏专后，欣然写下“中国戏剧摇篮”留迹在文庙山墙上。

国立戏专的江安时期，无愧“戏剧家的摇篮”和“戏剧的黄金年华”，一个名师只教几个、最多十来个学生，学生们都能接受最好的教育。戏专培养的名人为数众多，项堃、赵锵、严恭、梅朵、翟希贤、翼淑平、张雁等，均是响当当的影剧多栖名角，此外，全国剧协副主席刘厚生、拍《庐山恋》的黄祖模、拍《骆驼祥子》的导演凌子风、著作丰硕的四川省剧协主席李累、被誉为“东方卓别林”的王永梭、拍出《芙蓉镇》和《女兰五号》的电影大师谢晋等，数不尽、道不完戏专走出的精英人物逸闻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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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季公演”剧作丰硕

重庆成为抗战大后方后，日军为摧毁中国军民抗战意志，对重庆实施了惨绝人寰的狂轰滥炸，尤其是“五三五四”大轰炸和“较场口隧道惨案”震惊全球，愤怒的国人以不屈的意志向世界宣告“愈炸愈强”。重庆每年10月至次年5月是雾季，日机无法实施大规模空袭，周恩来建言，曾任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三厅厅长、时任“文工委”主任的郭沫若策划，全国戏剧抗敌协会抓住时机举办“雾季公演”，激励军民同仇敌忾，提振抗战信心。

位于江安的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是全国戏剧抗敌协会的重要成员单位，许多在戏专任教的精英也在全国戏剧抗敌协会担任要职。“雾季公演”是文化抗战的集结号，余上沅作为全国戏剧抗敌协会副会长，亲赴重庆参与“雾季公演”事项对接，投入戏剧救国洪流。

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参与1941至1945“雾季公演”的有曹禺编导的《北京人》《家》，杨村彬编导的《清宫外史》，焦菊隐编导的《哈姆雷特》，陈白尘编导的《未婚夫妻》《大地回春》，吴祖光编导的《凤凰城》《牛郎织女》《风雪夜归人》等十多位作家编导、40余部反映历史、当代和敌占区的剧作。

国立戏剧专科学校输出的这批杰出剧作家、编导和演职人员，分别加盟各个演艺团体，成为“雾季公演”骨干。他们与郭沫若创作的《屈原》《虎符》《棠棣之花》，茅盾的《清明前后》、夏衍的《芳草天涯》、阳翰生的《天国春秋》、欧阳予倩的《忠王李秀成》、老舍的《国家至上》、于伶的《长夜行》等优秀剧作交相辉映。

“雾季公演”的剧目，集中体现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爱国与卖国……当年的山城民众，以争诵郭沫若《屈原》剧中“雷电颂”、追随周恩来七看吴祖光《风雪夜归人》为时尚。在重庆“雾季公演”引领下，桂林、成都、昆明、新疆等地也掀起抗战话剧创作和演出高潮。当年在重庆，就有二三十个剧团担纲新剧排演，轮番在国泰、又新、一园、唯一、抗建堂和演武厅等剧场，演出大型话剧150多台，观众踊跃、群情振奋、好评如潮。

□张川耀（作者系原现代工人报社长 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