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店、民宿等场所偷拍窃听事件频发，群众反映强烈。”昨天，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副主任海伟接受新华社专访，围绕网民关心的话题，解读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海伟介绍，依法惩治偷拍窃听违法犯罪，是首次写入最高法工作报告。此类所谓“小案”，不仅严重侵犯个人隐私，更严重影响公众安全感，对此，人民法院积极作出回应，依法予以惩治。今年报告中又专门讲到这项工作，就是要进一步亮明从严惩治的态度，有力震慑此类违法犯罪，有效缓解老百姓“被偷拍焦虑”。

偷拍窃听，早已突破一般人的想象。智能手表变身窃听器、Wi-Fi摄像头实时直播、AI换脸技术伪造隐私视频……技术越先进，作恶手段越隐蔽。某地警方曾查获一个“偷拍产业链”，从硬件改装到视频贩卖，黑产年获利超千万元。这些“暗箭”不仅刺穿个人隐私，更让整个社会陷入“信任危机”。客人住酒店要翻查每个角落，连换衣服都要担心窗帘缝隙内藏有镜头。

过去，偷拍窃听常被视为“情节轻微”的治安案件，部分违法者仅被罚款了事。而最高法将其纳入工作报告，释放了“零容忍”的明确信号。近年来，北京法院对偷拍者判处实刑并公开道歉，杭州对偷拍群主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重罚，这些判例传递清晰导向：隐私权不是小事，司法保护没有“小案”。

现如今，偷拍设备小到一粒纽扣、窃听软件伪装成外卖App，法律面临着新的挑战。现行法律对偷拍器材生产、网络平台责任等规制尚存空白，部分案件中，受害者精神损害难获足额赔偿。这要求法治既要“严打现形”，也要“扎紧篱笆”，及时推动专门立法，建立偷拍设备“黑名单”，让技术向善而非助恶。

无庸讳言，公众对偷拍的恐惧，已从特定场所蔓延至日常生活。有女性因试衣间偷拍事件三年不敢逛商场，有家长在幼儿园发现可疑装置后连夜转学。这种焦虑消耗着社会信任成本，甚至催生“反偷拍产业”。那些几十元探测仪、防窥膜热销的背后，其实是普通人被迫自救的无奈。最高法的表态，恰是给社会服下“定心丸”：你的不安，司法机关看得见也管得住。

当然，震慑犯罪止于重判个案是不够的。面对层出不穷的偷拍手段，治理还需从源头上斩断黑色产业链。现实中，偷拍视频按“颜值”明码标价，窃听设备在电商平台换“马甲”销售，这些乱象反映出治理的盲区。此前，最高人民法院发布4件依法惩治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设备犯罪典型案例，强调必须坚持全环节、全链条打击整治偷拍盗摄黑灰产业，意味着不仅要惩罚偷拍者，更要追查器材制造商、网络平台和买家。这种“连根拔起”的治理思路，才能真正铲除滋生犯罪的土壤。

总之，最高法首次将“偷拍窃听”写进工作报告，是法治对民生焦虑的郑重回应。法律亮剑的每一分力度，都在为公众的安全感加码。毕竟，技术进步的目标，应是让人人活得更有尊严，而非在“隐秘之眼”监控下步步惊心。

潮新闻评论员 陈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