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达老街96岁老人黄梨恒向笔者介绍儿时明达科班情况

□李玮

92年前，在距梁平城20多公里的一个小乡场，开办了一个川剧科班。一年多时间里，这里培养出二十多名“童子军”，其中五人后来成为县级川剧团团长，同时还出了多位戏剧界名人，成为当时川东南梨园行之典范。这就是民国早期成立的川东第一个川剧科社“明达科班”。

笔者收集、查阅相关文献资料，采访老艺人、老剧人等，还原这一巴蜀戏剧史上值得关注的事件。

1 乡场都有玩友“打围鼓”

梁山物阜民丰，自古士笃儒风，崇文游艺。清末民初，下川东还没有职业剧团，演出团体多以戏班存在。梁山县（现梁平区）当时虽无专业演戏班子，但在县城和各乡场的庙宇却建有戏楼百余处，常有外地戏班前来跑场演出，很得本土文人雅士欣赏，不少人由此成为川剧“玩友”。

玩友并不纯粹为了好玩，也带有研究、把玩、切磋技艺的性质，他们是川剧艺术的忠实爱好者和拥趸。彼时的玩友，多为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地方官吏、驻军头目和商贾士绅、文人。梁山灯戏剧团原团长张和平告诉笔者，当时梁山县城西门的治光茶馆、大众街怡乐茶馆和东门的聚福社，是玩友打堆的地方。他们置办乐器、交流切磋，既自娱也娱人。与职业川剧团不同的是，玩友不化妆、不着戏衣、不登台表演，民间称之为“打围鼓”。张和平说，梁平“打围鼓”早在清中叶即已开始，县内几乎每个乡场都有一班围鼓。正因这样一群特殊玩友的存在，从而也促成了“明达科班”的出现。

2 “聊斋戏作家”助推科班诞生

一种文化现象的兴起和演变，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有着滋生的环境和土壤。梁平“明达科班”的出现，与川剧作家冉樵子有着密切因缘。

冉樵子名正梅，字开先，号樵子，1889年生于梁山县新场(今梁平区新盛镇)。冉樵子少时聪颖好学，考入成都省立高等师范学校和四川法政学堂深造，毕业后先后任过杨森在万县时的机关秘书、国民革命军川鄂边防参议。回乡后，曾任中学教员等职。

冉樵子回归田园后，寄情剧曲以抒情怀。他酷爱戏曲，尤以川剧为最，年轻时参与“打围鼓”，是名噪一时的玩友。客居蓉城时，他是当地著名川剧班“三庆会”的忠实观众，进而成为该会的义务编剧，其代表作《刀笔误》在成都盛演一时，唱遍巴蜀。

冉樵子的剧本以情触景，以景托情，不受四言八句骈文对衬的束缚，少有千篇一律、墨守成规的剧本词风，从而扩大了唱词的领域，增强了剧情的艺术魅力。因许多剧本故事来自《聊斋志异》，他也被誉为“聊斋戏作家”。

冉樵子的《梁樵曲本》上下册，于民国十八年发行，收录了由其加工改编的川剧《孝妇羹》《花仙剑》《御河桥》等剧目。这些剧目多由老艺人口传心授，经冉樵子加工改编后，简练通顺，情文并茂，至今仍为川剧保留剧目。

在冉樵子的发起和影响下，梁平“打围鼓”的玩友与日俱增，明达乡长杨继朴等人于是谋划筹资结社，梦想创建下川东首个川剧科班。

3 600块银圆办起“明达科班”

明达乡交通便利，曾是川东黄表纸的经营和集散地之一。在冉樵子带动下，当地“打围鼓”者甚众，有“川剧窝子”之称。

资深玩友、明达镇人苏光甫，从川军团副职位上弃武还乡，对冉樵子所著《梁樵曲本》极为欣赏，便有了办职业川剧科班的念头。1932年夏，他与当地著名鼓师杨焕成和古金堂、李国本等七人开办玩友茶社，后来他们又有了培养川剧人才、开办川剧科班的想法。

早年任梁山川剧队副队长的刘敏之曾撰文回忆：1933年春的一个赶场天，苏光甫同众玩友在明达茶馆喝早茶，无意间看见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孩在沿街叫卖糍粑，其声洪亮震耳。苏说，这个卖糍粑娃儿有一副天生的花脸喉咙，若不让他学戏唱“黑头”(偏重花脸)可惜了。此后，他们每天以买糍粑为由，诱使这名潘姓小孩来学艺唱玩友。“糍粑娃娃”学唱《牧虎关》和《大佛寺》两出花脸折子戏，效果远超大家预想，苏光甫、杨焕成等更坚定了办川剧科班的想法。

此后，苏光甫说服明达乡乡长杨继朴，发起集资25股共600块银圆，于1933年7月在明达场成立了川剧科社。杨继朴为社长，苏光甫为外管事，张大华为内管事，收纳贫苦而聪慧的少年为科生。科生以“明”字为辈行当取名，借当地杨家祠堂及其戏楼为培训场地。“明达科班”招兵买马的消息一经传出，从艺科生源源不断，各地艺人也纷至沓来。大竹琴师邱文成、万县柑子园琴师张贵龙、屏锦镇鼓师谷汝弼等前来应聘，木偶艺人来昭焕也应聘专管事务，著名川剧文武正生汤清泉应聘教授技艺。

川剧讲究唱念做打，必须勤学苦练。科生每日天不亮就得起床，学练基本功，行话叫“扎底”。学戏有“打戏”的说法，不打不出戏，凡有一点差池，就会挨师父的棍子。

4 变卖道具科班无奈散伙

经过近一年专业培训，科生水平快速提升。1934年5月，“明达科班”应邀到邻近的礼让乡天佛庙会作首演，博得观众一致好评。

初露头角便声名鹊起，科班不久迁至梁山县城戏园开始售票演出，亮台剧目是《狮子头》《白旌旗》《金莲调叔》。观众热烈喝彩，午场、夜场场场爆满。驻县城的城防司令也是玩友，对科生倍加赞赏，给每人赠送中山服、白胶鞋和凉帽。县内梨园丑角邱明道也前来搭班，科生队伍如虎添翼。

不久，科班在梁山县屏锦镇演出，为千年梁山女伶登台之先例。按当时梨园旧规，通常是女角男扮，女生上台实为少见。得知有重庆女科生登台演出，垫江、大竹等地玩友专程赶来看稀奇。开演前，屏锦士绅百般阻止，声言女子登台伤风败俗，戏楼要塌。科班外管事苏光甫据理力争，说台子垮了由他负责。《梁平县志》记载：“几经周折，终于演出《花仙剑》，包饰芙蓉花仙，突破了男扮女装的假包头旦，轰动一时。”从此，凡女伶在梁山出演，都会受到戏迷们的喜爱和推崇。

科生们边演边学，名气越来越大，吸引了小川北和下川东频频来人邀请演出。科班每到一地，当地放鞭炮欢迎，备轿马迎送科班教师。科班经开江、宣汉、达县入渠县境内，县城和三汇镇玩友们都以先睹为快为由争执不下，险些动起武来。

1935年，随着科班名声日隆，危机也接踵而至。由于缺乏对科生有效管理，加之部分科生经不住涪陵、丰都、垫江等戏班高薪诱惑，多有私自逃班和跳班者，以致逐渐形成无人上台演出的窘境。同年5月，张大华不得不将科班道具、衣箱变卖，筹费遣散科生。这枝初露蓓蕾的梨园之花，绚烂两年却凋谢于异地，犹如昙花一现，殊为可惜。

5 一个班与五个团长

“明达科班”从成立到火爆仅两年，但培养的川剧新苗在巴蜀大地开枝散叶，成为各地剧团艺术骨干或戏曲教师，诞生了多位戏剧界名人，如梁平县川剧团团长李燕(李明彪)、四川省川剧团胡明瑞、达县川剧团张明吉等人。

笔者联系上原达州市曲协副主席张宁生，他的父亲张明吉是梁平仁贤人，从小喜欢川戏，20世纪30年代成为戏班台柱，小有名气，后来成为原达县地区川剧团知名演员。

刘敏之、苏明星撰文回忆，“明达科班”后来有五人成长为县级川剧团团长：“20世纪50年代健在而知名的科生，陈明达任巴中县川剧团团长，李明学任长寿县川剧团团长，李明彪(李燕)任原梁平县川剧团团长，蒲明通任阆中(或仪陇)川剧团团长，还有曾三任宣汉县川剧团团长的某科生。”

“某科生”是谁？笔者辗转多人，终于联系上宣汉体育局退休干部宋平，得知其父宋富文就是明达科生，1956年任宣汉川剧团副团长，1957年转正团长，1970年剧团恢复再任团长直至退休。宋富文集编剧、导演、表演于一身，代表作《巴山女民兵》曾获西南文艺调演折子戏编剧一等奖、表演二等奖；《红色钱包》获四川省文化厅校园文艺最佳作品奖，演出代表作有《十五贯》《海瑞罢官》等。

十多岁便加入梁平川剧团的张和平介绍，知名明达科生中，邱明章在重庆市川剧院，“糍粑娃”潘明全成为饮誉下川东的“潘花脸”，后来曾加入垫江川剧团……他们为川剧的继承和繁荣作出了积极贡献。

梁平的戏剧经过长期积淀，班底雄厚，戏迷广众。1949年后，梁平川剧艺术逐渐发展并形成了鼎盛时期。1952年梁山川剧队建立，次年改为梁平川剧队。1990年，改梁平县川剧团为梁平县梁山灯戏剧团，1992年6月成为文化部命名的全国稀有剧种梁山灯戏“天下第一团”。

2006年梁山灯戏成为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目录，陈德惠和川剧艺人阙德芳的儿子阙太纯成为梁山灯戏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梁平也成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作者系梁山灯戏代表性传承人 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