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的老虎沟（局部）

▲第10厂的车间

庄权(1896年～1956年)，字巽行，江苏武进人。早年就读常州冠英两等小学堂，后考入上海同济大学附中。1920年，得岳父赞助，自费前往德国德累斯顿高等工业学校学习，1924年学成回国，任东三省兵工厂工程师。1931年进入兵工署，后任炮技处处长、兵工署第十工厂厂长等职。1947年辞职。1949年后，曾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上海科学仪器馆总经理等职。

庄权1924年从德国留学回来后，曾在东三省兵工厂、上海兵工厂、汉阳兵工厂工作过，1931年，他被兵工署看中，提拔到兵工署工作。先后担任秘书、兵工研究委员会专任委员、检验科科长等职务。1934年7月，他被调到兵工署技术司炮兵器材科任科长——从此，他成了中国军队大炮购买、制造的关键人物。上任不久，他就从陈诚的“炮兵整理”统计数据中发现了天大的问题：中国火炮严重不足，如果中日交战，中国将处于绝对的劣势。

一

没想到中国的火炮竟然如此少

1935年3月，蒋介石在武昌成立军委会委员长行营陆军整理处，陈诚任处长。蒋介石让他摸清中国军队家底。1935年7月，炮兵的统计数据出来了，庄权看到后大惊失色，他没想到中国的火炮竟然如此的少，“……其炮兵共拥有567门炮……除过于陈旧的火炮110门未列入正式编制外，将现有堪用的457门炮，编成两团制的独立炮兵旅4个，独立团5个，独立营4个，以及第27师炮兵团的3个营……”这457门炮，应该是大炮——57毫米口径以上的，真是少得可怜。日军的一个甲种师团（如进攻平型关的坂垣第5师团），下辖4至9个步兵联队（团）及1个野炮联队，兵力达2.5万人，拥有火炮120门，包括54门75毫米野炮，12门105毫米榴弹炮等，且每个步兵联队还有300余人的炮兵大队，拥有数十门迫击炮和反坦克炮。

而中国的七座大型兵工厂中，抗日战争爆发前炮与炮弹的生产能力如下：上海兵工厂月产七五山炮6门；南京兵工厂年产八二迫击炮1800门，炮弹15000发；汉阳兵工厂月产七五山炮2门，八二迫击炮107门；巩县兵工厂月产七五山炮炮弹250发，一零五榴弹炮炮弹250发。

如此稀少的大炮和如此缓慢的造炮速度，如何武装中国的百万大军？这一切，真的是让庄权忧心忡忡。于是，他连夜写了《75毫米野炮100毫米轻榴弹炮设计与制造计划书》交给兵工署。鉴于当时中国的经济状况，庄权建议对汉阳炮厂进行改造，使之能修炮，并能造新炮。这个计划应该是被最高决策者看到了，并且与最高决策者的想法不谋而合，只是最高决策者更希望建新厂、造先进炮。庄权的计划上交后，新任兵工署署长俞大维两次接到上峰电话，让他务必于1936年以前完成制炮厂及炮弹厂建设。

二

到欧洲造炮遭遇二战全面爆发

形势逼人，迫在眉睫。

为了加快速度，最终决定建设一个全新的炮厂实施这一计划。1936年3月14日，株洲兵工厂建设方案开始实施。株洲兵工厂一共三部分，一是建设一个炮厂，生产75毫米野炮和100毫米轻榴弹炮；二是建设一个炮弹厂，除为该厂生产的大炮配造炮弹外，还生产20毫米高射炮弹；三是建设一个枪弹厂，生产步、机枪子弹。

株洲兵工厂的建设一直由兵工署炮技处负责实施，因为新厂一直没建成，所以一直都以炮技处称呼。

中国的造炮进程最终跑在了时间的后面——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了，中日战争全面展开，此时此刻，把东南地区的兵工厂迁移到内地去成了重中之重的工作。这时，庄权不仅要负责新兵工厂的建设，而且还兼任着兵工署技术司司长和驻长沙办事处处长的工作，他成天忙得团团转。然而，他并没有放下大炮的设计、制造、购买等工作。中国人自己设计的大炮图纸终于出来了，但此时的中国已经找不到一个好的制炮场所——这里面有一个关键，就是制炮所需的钢材，国内没有一家炼钢厂能够配合试制——于是，他提议到外国去试制，成功后，再根据各方面条件，决定在国内生产，或者在国外生产了运回来。

他的方案得到批准，于是他赶紧把自己的工作交给龚积成代理，自己于1938年3月1日，带领6名技术人员赴奥地利完成新型火炮的监造工作。他们到了奥地利才知道，3月13日奥地利已经被德国吞并，成了德国的东方省。由于德国与日本同是轴心国，为避免日本抗议，德国不允许中国在德国的领土上生产武器。于是，庄权只好带人前往匈牙利皇家国立钢铁机器厂重签合同，继续试制。

庄权一帮人在匈牙利忙到第二年，炮倒是生产出来了，但一试射，炮就翻跟斗，大家都觉得毛病在炮架上，正当大家准备修改炮架的时候，1939年9月1日，德军开始侵略波兰，9月30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如此的一个欧洲，谁还有心思陪你试炮呢？再说，欧洲战况紧张之后，庄权聘用的外国顾问哈德曼等人怕在战争中丢了小命，已经悄悄地溜走了。庄权无奈，只得带人回国。为了保存资料，庄权将所试制的新炮，交英国轮船公司运回中国。岂料，该船在运输途中被德军的鱼雷击沉，庄权等人的辛苦最终化为了大海的泡沫。兵工署第一次组织设计野炮和榴弹炮，最终以完全失败而告终。

三

在石马河空树沱征地建设新厂

庄权回国后，赶紧到兵工署汇报工作。

庄权外出之后，筹备中的株洲兵工厂（炮技处）也没闲着。前线需要子弹，他们便于1938年1月搭建起临时工棚，安起机器开始生产子弹。4月，兵工署命令该厂将制造枪弹的机器火速运往重庆，筹建子弹厂（后来叫兵工署第二十五工厂）。

由于日军入侵后，战火迅速由华北燃烧到华中地区，武汉告急，兵工署决定放弃株洲兵工厂建设计划。1938年6月1日，兵工署命令炮技处西迁重庆。最终，他们在江北县石马河空树沱征地1600余亩建设新厂。1938年9月1日，炮技处的3000余吨器材与300余名人员到达空树沱河边。

炮技处所在的区域，东靠猫儿石，西止瓦厂嘴，北面是龙脊山，南面是嘉陵江。它与猫儿石相邻的地方，有一条深沟，名曰老虎沟。炮技处就是看中老虎沟便于隐藏，才决定落户于此。此沟颇深，一个壮汉从沟东下去，到沟西起来，需要三四十分钟。当时的厂房，就是沿着老虎沟修建的。

炮技处迁到重庆后的第一次任务，是生产20毫米及37毫米炮弹。经过赶工，厂房建好，机器安装好，到1939年4月，大部分设备都安装好了，就等原料到厂，便可生产。然而，从滇缅公路进口的原料，被卡在了仰光、昆明等地。这时，炮技处急国家之所急，他们利用现有的工人与设备，生产抗战急需的TNT炸药包、雷管，还为兵工署所属各厂加工零件。

庄权于1940年初来到空树沱，重新开始掌管炮技处。1941年1月1日炮技处更名为兵工署第十工厂（简称第10厂）。作为厂长，庄权不仅督促生产，也强调生活。

初来之时，工人的居住条件十分简陋，大部分工人都是租住在工厂周围的农民家里，潮湿、黑暗，还十分窄小，少量的青工甚至还住在工厂为他们搭建的棚房里过渡。记得当时炮技处购买了文姓大地主的避暑山庄——文家院子，改造后，拿给职工居住，说实话，文家院子当时还算是比较好的房子了。

庄权敦促了住房建设后，又提出保障职工的粮食与肉食品，想方设法保障职工有丰富的食物。他还引进文明戏（话剧）到工厂来演，丰富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几十年后，他们的话剧活动，成了重庆戏剧史的重要篇章。

套用一句今天的话来说，叫作“福利也是生产力”，全厂职工非常珍惜自己的工作。为了支援前方打仗，厂里经常是人歇机器不歇，三班倒，几乎没有为工作而扯皮的事情发生。

当时有首歌谣唱道：

妹儿妹儿快快长，

长大嫁到第十厂。

隔天打牙祭，

十天发回饷。

歌词虽然有些俗气，但却格外真切，试想，在战争年代有工做、有房住、有饭吃、有衣穿，这可是难得的幸福呀！当时的兵工厂，等同军队，庄权挂少将衔，工人不再服兵役，传说有工人回乡探亲被抓了壮丁，厂里一纸证明，对方立即就将人放了。这一切，都是为了保证兵工厂能够正常生产。

因为庄权领导有方，工人积极肯干，第10厂创造了了不起的业绩。有关资料显示，第10厂从1939年到1945年出品的武器弹药有：苏罗通20毫米炮弹40.7万发，欧力根20毫米炮弹11.43万发，苏罗通37毫米炮弹26.14万发，60毫米迫击炮2770门，60毫米迫击炮弹77.101万发，信号弹6万发，各种雷管89.9万支，TNT炸药包170.3万个，擦枪器具15.9万套。这些武器弹药堆起来，绝对是一座山，一座值得人们仰视的山！然而，这还只是主要产品，还有许多产品并没有统计，如信号枪、简易机械瞄准器等。

庄权，一生都在想造炮，但最终却只复制了2770门迫击炮，而更多的时候却是在造炮弹，成功否？失败否？在胜利的鞭炮声炸响厂区的那一刹那，人人都明白了一个道理，胜利才是至高无上的标准！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1945年10月，庄权奉命赴东北区担任接收各兵工厂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第10厂厂长由兵工署第50厂厂长丁天雄兼任。

1947年，庄权不愿意看到自己生产的武器去屠杀同胞，于是以病为由，辞职回到了上海。1949年后，他应解放军的邀请，到重庆帮助接收国民政府的兵工厂。此间，他还担任过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接收工作完成后，他回到了上海，担任上海科学仪器馆总经理，1956年因胃癌去世，享年六十岁。

庄权所在的兵工署第10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了重庆江陵机器厂。1994年，江陵机器厂与长安厂合并组建长安公司，该厂便成了长安公司第一工厂；再后来，生产迁移到新厂区，江陵机器厂临江闲置的老厂房便成了“1862洋炮局”文创园，当然，这个名称源于长安公司的源头——1862年创办的吴淞洋炮局，因为江陵厂早已在30年前便是长安公司的一部分。

（作者姜孝德，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照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