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在姑妈家看杀年猪，我观察到一个细节。请来的杀猪匠开膛破边时，用铁钩钩住猪后脚，倒挂起来操作。破完边，他不直接取下铁钩，连着钩周围的肉一起剜割下来，顺手丢在自己装工具的篮子里。钩上带着一坨肥肉，走时提走了。

我问过很多同辈与长辈，都没留意到这点，可能属于个别杀猪匠的习惯。肥肉拿回家可熬一两钱猪油。腊月里，请杀年猪的人户多，几天下来，得到一斤半斤猪油不成问题。在过去，这是有“油水儿”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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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烫皮刨毛前，杀猪匠要把猪鬃扯下来，这归他，大家都晓得。猪鬃是猪颈背脊上又粗又硬的长毛，供销社门市在收购，是制刷原材料，加工后出口，工业和军事上都用得着。“川鬃”质优，远近闻名。民国时期，有外国商人在川江一带开商行，专门做猪鬃生意。猪鬃归属山货行业，其他诸如药材、皮毛、桐油等山货生意，因天时地利变化而兴衰不定，唯独猪鬃销势一直都旺。

有一年，姑妈对请来的范杀猪匠说，要扎一把洗衣刷子。范杀猪匠没全拿走，留下了一些猪鬃。20世纪70年代，杀头年猪的工钱五角至八角，猪鬃和那坨肥肉算是主人家的“打发”，叫“吃带头”——吃，意为得、取；带头，顺带搭头。这是不成文的行规，是乡俗。

川江走船，桡胡子会带一些私货，如黄豆、糯米、大米等，只为逃税。这和“吃带头”有些相似，他们自称“捎带”。1883年，有个英国人在沙市雇一只木舤船入川。船主是巫山人，到达巫山码头后，从舱里搬出几匹土布和几袋大米、檀香，这些是在沙市悄悄装上船的，英国人一点没发觉。外国人包船，沿途各关卡免查，船主趁此躲脱了缴税。一个多月后，这位英国人返回时，在重庆又雇一只木船。船主也捎带货物，装的是鸭毛，用篾席包裹好，放在自己住的船尾舱里，运到上海销售。

过去船主雇桡胡子时，都要预付一些工钱，好让他们买货“捎带”，顺便挣点“外水”。但亏赚自己负责，这属行规。抗战胜利后，内迁重庆的人员纷纷返回武汉、南京及下江一带，著名教育家叶圣陶与家人、同事、亲友坐两只木船出川。50多人等了两天，船一直不开，只因船主没预发工钱。船工们要等发了钱去买白术（中药材），“捎带”去下游卖。

到川江支流山里买木材的老板被称为“山客”，每次放排入江，也允许每个排佬儿“捎带”四根原木。自古食盐专卖，贩私利大，捉获后都严惩。川江桡胡子想尽“苦方儿”，铤而走险。川江支流有一偏远盐务机构，也许知道桡胡子辛苦，也可能查不了那么细，干脆放他们一马，每趟允许“捎带”十斤。

但是抗战期间，政府雇民船运送军用物资，一概不准附搭乘客及私载商品。1940年，阆中县嘉陵江船户马某私自搭运800斤花生，被所属船帮按规定处罚金100元。20世纪80年代中期，四川蚕茧利高，一些地方政府不允许跨区域贩运，派港航监督艇在江面拦截。我所在的县食品公司利用运猪船打掩护，时不时帮货商夹带一些，装运到湖北出售。装蚕茧有暗语，叫“白果果儿”。听船员说，蚕茧货轻，运价高，夹带又不影响航行。有一次，运猪船在下游邻县被拦截，遇巧这次没运“白果果儿”。但检查人员说上次运了，过境时你们故意开快车，为安全起见，他们没追拦，必须罚款。船长僵持不交，船被扣。生猪属鲜活商品，又是在夏天，因此病、死多条，损失很大。纠纷扯到地区相关部门，最后两县的领导出面才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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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川东一带县城，过去一般开设有米粮货栈，为商贩免费提供堆放、储存之地。少数大一点的货栈，还附设照看骡马、提供草料服务。当然也不完全是白帮忙，货栈采取“打角子”的方式“吃带头”。

介绍“打角子”前，先说说以前货物买卖怎样称重。那时候大宗货物买卖不用秤。比如猪贩子到乡下买肥猪，没有秤，更没有称猪的大秤。一头猪的价钱，全凭经验，买卖双方当场议定，亏赚自愿。这叫“估坨坨”。牵牛送宰的牛贩子更要凭经验，甚至说是本事，牛的骨骼大，稍估偏一点，宰杀后肉的悬殊少则几十斤、多则上百斤，亏赚风险大得很。现在乡村耕牛买卖，很多地方仍是“估坨坨”。

汤溪河、东河一带的木船运煤，用“印子”计量。“印子”为四棱台形木板框子，上小下大，上无盖下无底，方便计量后取出。计量时，把“印子”抬到码头空地上，撮箕装了煤，一下一下往里倒。装满后向上抬起“印子”，煤堆留在原地，“印子”另放一空地处，重复操作。每堆“印子”的煤计量约两百斤。

然而像金银和贵重药材之类精细物品买卖时，要用秤称。这种秤很小，最大单位为两，最小以厘计，精确度非常高，叫戥秤，或戥子、戥子秤都可。秤杆多为乌木或兽骨做成，粗细、长短和筷子差不多。铜质的秤盘非常薄、轻，大小如茶盏。秤砣是圆或方形的铜片，如铜圆或火柴盒大小。民间有拿戥秤做比喻的俗语：“家中有金银，隔壁有戥秤。”意思是你经济条件如何，瞒不过邻里乡亲。还有一句“未必要拿戥子来称”，比喻对人斤斤计较，或苛刻。

回过头继续说“打角子”。商贩堆放、储存米粮在货栈，最终是要卖了赚钱。过去卖米也不用秤，用升、斗计量工具。升和斗，为倒过来的四棱台形框子，样式像量煤的“印子”，但下面封了底，也小得多，一升只有六斤，一斗为六十斤。另有两斤和三斤的量具，分别被称为合（音“各”）升、半升。合也为旧时的计量单位之一。用量具卖米，卖到最后都可能剩下零头，不足一升，这就归货栈所得，算是报酬。此为“打角子”。

我岳母小时候读书，因物价涨得飞快，学费改交“尊师米”。她在家里拿了钱，自己去米市买，由卖米人帮忙送到学校。卖米人为挑担进城的农民，无秤，也没带升、斗，市场上有人专门出借，帮他量米。斗或升装满后，拿丁字形的木“趟子”推平升口或斗口，落下来的散米为出借量具人的报酬。卖米人肯定不会一股脑儿往斗或升里倒米，特别是快要满的时候，会悠着点慢慢倒。但不能有凹凼，不然买米人不干。因此，出借人就在这种平衡中得点“残羹冷炙”。

川东有一乡场，附近村民逢农历三六九赶场，在文庙卖米。庙里和尚备有升与斗，统一由他量米，以示公平。升、斗满后，和尚不用“趟子”推米，用手抹，抹两次，第一次落下的米仍属卖米人的，抹第二次时落下的才归他，算庙里的收入。落下的米大约相当升、斗里的百分之一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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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川东一带桐油产量大，农民挑进城卖，桐油公会派人查验质量。此人用一截带圈的竹竿，样式有点像现在调搅鸡蛋的小用具，在油篓中慢搅，看里面掺假没有，是否有杂质。桐油非常稠黏，验毕提起竹圈时，往往粘有一二两，冬天时会更多。验质人专门用木盆搁放竹圈，粘的桐油滴在里面，要不了多久就滴满了，算他的回报，油帮公会不再给他开工钱。这叫“打钩秤”。

我听苏老先生说，他们县桐油公会“打钩秤”的人姓赵，每年须从得到的桐油中捐出100斤来，为本帮端午节竞技的龙舟打两道防腐油。这与“船板凳”（船工）拿出部分“出秤”治滩差不多。澎溪河木船运米，交货时多出的斤两为“升溢”，归船板凳，叫“出秤”。当然，差斤少两也由他们赔。《开县交通志》载，1934年、1935年，各方集资整治猫爪子以下各险滩，其中运米船户捐出1934年4月至9月的“出秤”。同时，粮帮公会也将扣下的船户差秤米款300元拿出，一同用于治滩。

“吃带头”并不“伤筋动骨”，在双方承受能力范围内。因此过去民间比较时兴、普遍，方法还有多种。

农村栽秧和挞谷叫“抢种抢收”，简称“双抢”，因体力用度大，农民需喝点酒解疲劳。打酒凭票的年月，供销社专门供应“双抢酒”，可不要票，也不收钱，用粮食斢。三斤高粱，或三斤半包谷，斢白酒一斤。按常规，一斤高粱或一斤包谷可烤酒半斤至七两，多斢的粮食烤出的酒，赚的钱为供销社应得利润。

以前，家里来了客人，没什么好招待的。主妇会撮几斤麦子，让家里的细娃儿提到生产队面房，换回一把挂面。斢换标准是，一斤麦子斢七八两挂面。差缺是因为磨面粉时要产生麦麸，可做饲料和酒曲，归面房得，充当加工费。如果一斤麦子只能斢到半斤或六两挂面的话，那一定是好面粉擀的，产生的麦麸多，划得来。

（作者陶灵，系重庆文史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