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江区位于渝东南，处武陵山腹地，西邻彭水，北临利川，东邻咸丰，南接酉阳，扼乌江而襟川黔，像楔子一样插入武陵山区，素有“渝鄂咽喉”之称，历来是由川攻楚或由楚谋川的兵家必争之地。故清咸丰《黔江县志》称之为“东北跨连荆楚，西南直通夔巴，介酉属之当中，分险要而扼蜀。诚交邑之奥区，川省之别径也”。

1949年11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川黔作战，11月12日，黔江解放，进入到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纪元。

进军西南

1949年5月23日，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发出关于向全国进军的指示，其中明确指出：“胡宗南全军正向四川撤退，并有向昆明撤退消息。蒋介石、何应钦及桂系正在做建都重庆割据西南的梦，而欲消灭胡军及川康诸敌，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

1949年7月，中央军委制定了“声北击东”的“大迂回、大包围”作战方案，提出由贺龙率第一野战军十八兵团等部在陕西秦岭一带牵制胡宗南集团约30万兵力，摆出一副由陕入川的架势，由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第二野战军主力出其不意地经湘黔边直插川（渝）东南，将国民党军西南地区约90万人聚歼于四川。

8月19日，刘伯承、邓小平、宋任穷、张际春、李达联合署名发出向川黔进军的基本命令。

而早在8月11日，国民党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曾私自搭乘军用运输机由重庆白市驿飞往汉中，与胡宗南密谋调兵西康、川南，退守滇西和滇、缅、泰边境。

1949年8月29日上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最高级别军事会议，蒋介石还十分固执地认为，解放军将由陕入川。一份《西南防御计划》也随之诞生。在这份防御计划中，对于川东、川西、川北国民党该怎样安排兵力都有周详的部署，唯独对于川鄂湘黔四省交界处酉阳、秀山、黔江、彭水这一半岛形突出的地区，既没有标注兵力部署数量，也没有明确归入宋希濂的管辖范围内。

这一缺口，是时任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以中将副参谋长代行参谋长职务的刘宗宽在1949年春夏之交拟定西南地区防御作战方案时特意为之。这位早年追随杨虎城的西北军将领，虽然没有被蒋介石处决，但也蹲了不少时间的大牢。他仇视国民党，亲近共产党，并把这份防御方案通过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送到了刘伯承的手中。

9月12日，中央军委指示第二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对白崇禧和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二野亦应准备于两个月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进军，争取于年底或年底以前占领贵阳、重庆及长江上游一带。

解放大西南，除了消灭敌人，建立人民政权，还要采取大迂回、大包抄的战术，堵死胡宗南、宋希濂两集团向滇缅甚至向越南、泰国退逃的路。

川黔作战

1949年9月13日起，第四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采取大迂回方针，分三路南进，并于10月6日至16日在衡阳、宝庆地区歼灭白崇禧第7军、第68军等部，解放衡阳、宝庆、芷江、大庸等城，占据了进击川东的有利阵位。

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所部有两个兵团，号称18万人，实则只有14万人左右。除二十兵团第2军历史悠久、兵员充足、装备精良、战力较强外，其余各军都是新组建或临时收编的地方武装，没多大战斗力。宋希濂的司令部此期设在湖北恩施，得知大庸被解放军占领，他已感受到右侧的威胁，当即命第2军的第9师、第76师开赴咸丰附近集结。10月下旬(大约28日、29日)，宋希濂计划将司令部移驻彭水，同时以电话召驻守巴东一带的124军来恩施采取逐步抵抗的办法，沿公路向黔江附近转移，并尽量破坏桥梁，以迟滞解放军的行动，这也给沿途公路桥梁带来了灭顶之灾。

10月23日，刘伯承、邓小平又签署了向川黔进军的补充命令，明令三兵团应于戌酉攻占酉阳、黔江、彭水一线。根据刘伯承、邓小平的部署，二野以三兵团第11军、第12军及四野第47军为左集团，直出彭水、黔江地区，迂回敌之右侧；与四野第42军、第50军及湖北军区部队组成的右集团协同，会歼宋希濂集团。

11月1日，解放大西南之战正式打响。杨勇、苏振华指挥的二野第五兵团进军贵州的同一天，陈锡联指挥的二野第三兵团及四野8个师，两个兵团近40万人在北起湖北巴东，南至贵州天柱的500公里战线上，跨过川湘、川黔边界，对国民党西南守军发起全面进攻。11月4日至6日，二野第三兵团和四野第47军相继解放湖南保靖、永顺、花垣等地区。

其后，杨勇指挥二野第五兵团攻克贵州大部，兵进叙永、筠连、盐津，向川南、川西包抄。陈赓指挥二野第四兵团沿桂越、滇越边境包抄，彻底截断了国民党军南逃之路。

抢占龚滩

11月6日，宋希濂与第二十兵团司令官陈克非驱车前往咸丰。此时，宋希濂收到的战报是：“由永顺西进的共军先头部队已于三日占领招头寨。有共军一部由大庸向桑植前进。巴东方面共军力量逐渐增多，以勇猛和从两侧包围的作战方法，迫近恩施附近……”

急转直下的形势让宋希濂彻夜未眠。7日清晨，宋希濂即和陈克非、罗开甲等人冒着大雨乘车前往来凤第十四兵团司令官钟彬处开会。商定以第2军主力及52师先向招头寨的解放军采取攻击行动，以阻止其西出黔江。

正在宋希濂以电话向各部队下达命令之际，忽然接到黔江转来的紧急电话，称秀山已于当日（7日）拂晓被解放军占领。

这一消息对于宋希濂等人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吓得目瞪口呆。他们意识到，解放军到秀山后，西向可经龚滩直取彭水、江口，北向可经酉阳到黔江，形成更大的包围圈，自己的整个集团有被全部消灭的危险。晃过神后，宋希濂决定第2军立即沿公路开往彭水，在乌江以西布防，并由该军派有力部队取捷径兼程前往龚滩，万不可被解放军抢先占领龚滩。

“与共军争要点，争时间，迅速后撤到乌江以西地区去，脱离共军的包围。”这是宋希濂和国民党军唯一的希望。

龚滩位于乌江与唐岩河交汇处，为东连湖湘、南下岭南、西去滇缅之要隘。因其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地势也险要，是宋希濂乌江防线的重点。

宋希濂的一系列部署，早在二野第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的意料之中。陈锡联随即下令：“不给敌以喘息之机，力求歼敌于乌江以东地区。”令各部排除万难，加速猛进，坚决攻占彭水、龚滩，断敌西逃退路。12军以一个师直趋彭水，以两个师西出龚滩。

秀山解放后，11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二野指挥部自洪安入川。这两位川籍野战军统帅，自1934年长征途经四川之后，时隔15年，才踏上了回乡的路。

11月9日，宋希濂司令部由咸丰移驻黔江。10日深夜，二野第三兵团12军36师先头部队进抵酉阳龙潭镇，在王家河击溃国民党守敌，并于次日分三路解放酉阳县城。

12日一早，三兵团第12军军长王近山即令36师急取龚滩，35师主力尾36师跟进。于13日下午4时许解放龚滩，突破宋希濂乌江防线。

解放黔江

在湖北作战的二野第三兵团11军在军长曾绍山、政委鲍先志的率领下，沿石门、慈利、桑植西进，9日攻占龙山、来凤，守城国民党军向西逃窜。11军31师93团跟踪追击，11日占领咸丰，向黔江进发。次日凌晨，在黔江县城东30里的湾塘（今舟白街道县坝社区）追上敌人。

经过连日行军的国民党118军54师官兵已疲惫不堪，不料解放军突然追至，争相逃命的国民党军压断浮桥，200多人掉入江中淹死，没来得及过河的1000多人被俘虏。

12日上午10时许，黔江城内的宋希濂正和钟彬、罗开甲商讨第十四兵团作战任务，得知54师军情后，宋希濂和钟彬共乘一辆吉普车及指挥所人员乘两辆卡车出发，向彭水撤退。

此时的黔江县城防守空虚，二野第三兵团11军31师93团趁势一举拿下川湘公路和川鄂公路的枢纽——黔江县城。而国民党军298师在梅子关阵地被解放军猛冲猛打，经过两昼夜激战也被消灭了大部，师长傅碧人率残部2000余人逃往长江边，从涪陵下游渡江，辗转退逃到成都。

湾塘战斗发生的当日下午，解放军415团进抵两河口。作为宋希濂乌江防线重要屏障的唐岩河，因连日下雨，河水上涨，国民党军263师撤至两河口北岸后烧毁所有船只，并以副师长陈国璋率787团驻守，其余部队继续向黔江撤退。晚11时，415团强渡过河，以牺牲4人的代价，打死、打伤、俘虏敌263师副师长陈国璋、团长邱伯平及以下官兵1000余人，取得两河口大捷。

11月12日，国民党军263师余部向黔江败退至冯家坝时，在冯家坝大桥上安装炸弹，同时将河口场桐油商人汪佩然店里的桐油强征倒在桥上。当天傍晚，冯家坝大桥上的炸弹被引爆，裹着桐油的木桥顿时被大火吞噬，“西南公路五大干线之第一大桥”毁于一旦。家住桥南的濯水乡塾师兼医生刘兴煦（字春如）站在自家吊脚楼上，目睹此景，慨然作诗云：

民国三八岁己丑，宋军捧檄堵河口。惨淡萧条九月秋，谍知解放深临酉。二十二日傍晚时，传令士兵将桥朽。桥头放药包，桥上堆油篓。稻草塞如丘，柴薪积成阜。黄昏强迫市人行，刹那一声天地抖。吁嗟兮！秋雨凄凄转滂沱，秋风习习翻怒吼。数百里外睹天红，琼楼一夜化乌有。胡为乎！明日北来飞渡军，阿蓬天堑险何守。临行烟火犹蒙尘，风声鹤唳伤回首。

冯家坝大桥被毁后，11月14日，二野第12军36师106团进军到此，军队和物资只得从浅处蹚水过河，后又用小木船拼联过渡。

11月15日，由湖北、湖南进军四川的人民解放军在黔江完成会师，随即挥师西进，兵锋直指重庆。

（作者铁笛，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

图片由酉阳县融媒体中心曾常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