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前苏联作家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长篇小说，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的形象足足影响了我国几代人。他有句名言我们倒背如流：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一个人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世界文学的瑰宝，我也是这本书的痴迷读者，没想到，后来我家也出了个中国式的保尔。

我家来了个不喜欢说话的湖南人

我的姐姐陈显万大我近10岁，今年已快90岁了，我家六姊妹，她是老大，我们都习惯叫她万姐。她学习努力，成绩总是在学校名列前茅。1958年，我小学还没毕业，万姐就考上了西北大学。有一年，记得我刚刚上初中不久，万姐大学毕业了，我听父母说，她分配到了西安骊山微电子公司工作。

当时，那可是一个秘密的军工企业，成绩不好是分不进去的。

有一天，天气很好，云霓灿烂，正是重庆仲夏时节。万姐带回了一个知识分子模样的男人，个子不高，不爱说话，笑眯眯的面庞，怀里抱个大西瓜。他说，那是西安的特产。

父母老是陪着他们摆龙门阵，我们小的几个姊妹总是惦着那个大西瓜，父母却不忙着开瓜，把它放进了凉水里冰着。

还是那个男人看出了我的心思，他笑眯眯的拿起菜刀，把西瓜切开，那红红的瓜心便露了出来，甜蜜的水流了一地，我们姊妹拼命抢着吃，他在一旁看着，依然笑眯眯的，不说话。父母责备说：忙啥子嘛，都是你们的，慢慢吃，小心哽着。这时，那个笑眯眯的男人才说了句话，这是陕西的西瓜，水分足，不会哽着的。这时父亲发现，那个男人手上有血，原来是他切西瓜时不小心弄的，我急忙去找红药水，给他涂上。他却依然笑眯眯地说：不碍事，不碍事。

这时我才听出来他的湖南口音。因为我的班主任老师是湖南人，他们说话的口音一模一样。

再后来，这个万姐带回的男人，就成了我的姐夫罗健夫。我不大喜欢湖南话，但我很喜欢吃他带来的大西瓜，那甜蜜呀，令人梦中都流口水。我悄悄问万姐，在哪里认识了这个男人，万姐说，小孩子打听这些干什么，他是我的大学同学。

更没想到的是，我的姐夫是被媒体誉为中国保尔的特等劳模。万姐婚后，每个月都要给家里邮钱，父母都夸她，最有孝心。我看到过几次汇款单，那上面的签名是罗健夫。

获得全国特等劳动模范的姐夫

几十年前，图形发生器在我国的研制成功，为国家航天电子工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这一成就，和姐夫罗健夫分不开。

1935年，罗健夫出生于湖南湘乡。1950年，罗健夫报名参军。1956年，他考入西北大学原子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1959年4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他在原航天工业部陕西骊山微电子公司（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九研究院第771研究所）工作。1969年，阳光明媚一天，研究所的领导把罗健夫叫进了办公室，交给他一个在当时看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罗健夫二话没说，便担任起图形发生器任务课题组组长。

研制图形发生器需要电子线路、自动控制、精密机械、应用光学等多方面知识，罗健夫只能一切从头学起，他一头扎进了图书馆和新华书店，搜集所有能找到的相关资料。这时我才知道，他带西瓜来我家时，是出差外地找资料的。

当时的科研环境十分艰苦，1970年，罗健夫领导的科研组受到冲击，他们只有晚上才有时间搞科研。历时3年，克服重重困难和阻力，罗健夫团队终于研发出第一台图形发生器，填补了我国电子工业的一个空白。又过了3年，性能改进的Ⅱ型图形发生器研制成功，为研制大型集成电路微处理机奠定了基础。这一成果获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奖励。

正当罗健夫积极投身Ⅲ型图形发生器的改良工作时，病魔却向他袭来。为了Ⅲ型图形发生器能早日投用，他以惊人的毅力，一直坚持工作。万姐给他送饭，他都顾不上吃。那饭菜热了又冷，冷了热，反复多次，他仍然没有吃。急得万姐直掉眼泪。1982年2月，罗健夫被确诊为癌症晚期。面对这样的沉重打击，罗健夫想得最多的仍是手头的科研工作。医生告诉万姐，罗健夫的全身都布满了癌细胞，胸骨都酥了，一碰就断。就是在这样严重的病情下，罗健夫没有叫一声苦，没有说一声累，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科研任务。

1982年6月16日，罗健夫因病去世。万姐心疼万分，表面上平静，内心却哭得死去活来。

1983年2月，罗健夫被国务院追授为全国特等劳动模范。2007年，771研究所为他塑像，号召新一代航天科技工作者学习罗健夫忘我工作、勇于攻关的精神。2009年，罗健夫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2009年，我到过罗健夫的家乡湖南，在湘乡一中罗健夫母校的校史陈列馆里，看到还存放着当年的《关于开展向模范共产党员罗健夫同志学习的决定》文件。每年开学第一课，学生们都要走进校史陈列馆，学习罗健夫的高尚情操，立笃志报国之誓。

我后来才知道，罗健夫、蒋筑英等“共和国脊梁”，创造了一个英雄的知识分子时代。我好骄傲，我的姐夫是罗健夫。

至今，几十年过去了，万姐年年都要回湖南去看望婆家人。今年10月，万姐已经88岁了，行动不便的她依然在小女儿罗滔涛的陪伴下，去到湖南湘乡。

姐姐成了“活着的罗健夫”

万姐始终为我这个当弟弟的树立了好的榜样，她常常对我说：她的命是人民的。

罗健夫去世后，她一直战斗在科研第一线，不为名，不为利。她对我说：“涪弟呀，我是共产党员，不能有一星半点的私心，我命是人民的。想想你姐夫吧，他的精神永远鼓舞我。”

至今，仍然住在她结婚时与罗健夫居住的小屋内，两年前，我曾去西安看望过她，屋内几乎没有变化，一个结婚时买的小皮箱和床头上罗健夫的单人照片，就这样陪伴了万姐几十年。我对万姐说，都什么年代了，你还住在老屋里？跟着女儿们住嘛，他们都在小区买了新房子的。她摇头说：“还是与你姐夫住在老屋好。”

万姐的奉献精神和无我境界，《光明日报》在1985年的一篇报道中，即已给予了很高的肯定和评价：在特等劳模、优秀共产党员罗健夫逝世三周年时，记者访问了他的妻子陈显万。这位被誉为“活着的罗健夫”的中年工程师，离开了朝夕相处三十年的战友和丈夫以后，不要组织任何照顾，不要一星半点荣誉，身患重病，默默奉献，出色地完成工作任务，多次被评为骊山微电子公司的“三八”红旗手和优秀共产党员。

报道中提到，三年前，在艰难的生活和繁重的工作中，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罗健夫丢下未成年的儿女和体弱多病的妻子离开了人世。公司上下千方百计安排好陈显万母子的生活，以寄托对罗健夫的怀念和哀思。可是陈显万却说：“老罗是老罗，我是我。”不要组织任何照顾。1983年6月，公司建成两栋新宿舍楼，分房小组以“特需”的名义，把她家排在分房户的第二名。陈显万如坐针毡，找到领导说：“这样做是违背老罗意愿的，老罗如果活着也不会答应！”今年二月，公司又要分房，同志们见陈显万母子仍住在斗室之中，纷纷请求领导一定给予解决。分房小组按双职工将陈显万排在同工龄者第一名。她急了，给党委写了一份“请求书”：“公司住房紧张，困难户很多，请把我按单职工排在同时参加工作的同志最后面”，又一次拒绝了组织的照顾。

……

记者在报道中还提到了万姐带病攻坚的事情：生活中又一次沉重打击是在1983年，陈显万患了严重的淋巴结核病。开始好几家医院无法确诊，怀疑是癌症。同志们都为陈显万捏着一把汗，她照样坚持上班。公司领导让她到外地检查，她一拖再拖，丢不下自己的工作。直到腋下淋巴结肿块破裂，航天部领导作出指示，张爱萍同志打来电话，她才去北京检查。在北京，她日夜惦记着设计室的工作，没住多久，未查出结果就回到西安。接着，公司让她到第四军医大学治疗，医生多次开假条让她半休，领导嘱咐，同志们劝说，可她从未休息过一天。

陈显万常说：“老罗是老罗，我是我，如果说有什么特殊的话，那就是我是他的妻子，应该像他那样干！”

陈显万1959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在公司从事计算机研制工作。近两年来，她拖着一直发低烧的病体，始终坚持工作，五十多岁的人了，干起活来比小伙子还卖力。同室的同志们都说：“如果大家都像陈显万那样，我们国家早就上去了！”

通过《光明日报》的报道，我对万姐的敬佩可以说是无以复加，如今，万姐年龄大了，她的两个女儿都不在身边，大女儿罗寒英在国外工作，小女儿罗滔涛在外单位工作，我想念她，很想去看望她，她老是说：我不需要你们来看望我，我只需要你们好好为党、为人民工作，我在入党宣誓时，就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党和人民，我的命是人民的。

我的万姐，好样的！

他们花好月圆是拼命搞科研

我想找姐姐和姐夫的合影，翻遍了家中所有的相册，还请姊妹们帮着找，可是没有找到。原来，在过去的岁月里，他们都在拼命工作，没有时间去逛公园，没有时间去看电影，更没有时间去照相。我找万姐要，她告诉我，他们的认识是在学校的学习中，他们的深交是在工作里，从来没有像今天的年轻人那样去谈过恋爱，更没有过花前月下的浪漫甜蜜。要说花好月圆，就是不顾一切地拼命科研。他们结婚，就是把两人的铺盖合在一起，在党小组发了点喜糖，就算是百年好合了。没有时间去照结婚照，所以床头几十年放的就是你姐夫的单人照。要说婚誓，那就是：坚定为人民服务的意志永远不变。

我听了万姐的话后，不禁潸然泪下……

（陈显涪 重庆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