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以亿计的城乡人口大流动，城乡社会都在发生深刻变革，基层社会治理也在发生深刻转型……”

“柔性治理既化解矛盾又促进和谐，不要事事诉诸公堂，即使一时解决了问题，但可能形成人际关系的撕裂。”

“增强居民之间的信任，激发居民共建共治共享，才能让小区重建为一个社会生活共同体。”

……

近日，在璧山区举行的“治理的温度”2024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研讨会上，与会的专家学者和党员干部围绕开展更有温度、更具效能的基层社会治理展开讨论。

挑战：基层治理工作量大面广，干部干不完干不透

“人员力量薄弱，工作难以处理的问题愈发凸显。”说到基层治理之难，璧山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健讲起了辖区璧泉街道天湖花园小区的往事。

这个小区建成投用于2005年，由于业主与物业公司积有矛盾，小区物业费缴存率不到30%，小区的公共绿化一度缺失，管网等基础设施年久失修，生活环境变差，居民之间纠纷不断，街道和社区疲于解决他们的各种问题。

李健说，正如天湖花园小区一样，基层治理点多面广线长，单纯依靠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既干不完也干不透。

“这些年，物业服务问题已经成为了城市居民反映最多的问题，占到了80%以上。”中国社会治理研究会会长、浙江工商大学社会政策研究院院长王杰秀说，能不能解决好物业服务问题，决定了社区治理的质量，也体现着社区治理的温度，这是基层治理一个值得重点探索的难点。

王杰秀注意到，在调解等方式失灵的情况下，很多地方化解矛盾采取用法律来兜底。“但是邻里之间、业主和物业公司之间不能事事都诉诸法律。”他说。

分析：城市小区更像是“陌生化社群”而非天然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城市商品房小区是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居住群体的自然筛选，成为都市社会最主要的社会单元形态。”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德福说，城市小区，它社会重组的典型表现就是高度陌生化社群的形成和公共生活的浅层化。

与以前的熟人社会不同，现在的小区，彼此之间相对陌生，大家来自不同的地域，具有不同的文化教育背景，利益诉求多元，对从事小区服务的物业公司也缺乏信任感。王杰秀分析，要让小区成为真正的社会生活共同体，首先应该尽量减少对抗和冲突的可能性，通过柔性的、民主的方式，找到“最大公约数”。

“大家的事，商量着办。”他说，比如每年收取的物业费如何支出以改善小区环境，小区居民就可以广泛讨论，物业公司在“立项”这个环节就开始满足业主需求，同时居民通过参与协商，学会倾听并且尊重不同的意见。这样，增加了决策的透明度、科学性、公信力，也积累起大家的共同体意识。

“将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定位在村社区过于宏大。应继续向下拆解至利益关联度更趋一致、群众聚集度更集中的地方。”李健说，这个“地方”在城市就是小区，要想方设法把治理的焦点放在小区，党员干部在小区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就是很好的切入点。

对策：精准动员引领群众及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

“璧山积极将组织建在治理的神经末梢。”李健介绍，璧山区的办法，就是以党建为统领，推行小区业委会实体化运行。

以天湖花园小区为例，社区党委在小区成立了党支部，在楼栋建起党小组。在党支部的引领下，选举成立了小区业委会，并赋予业委会法人资格，推动实体化运行，自主经营小区广告、停车位等公共设施，并将收益用于改善小区环境、提升物业服务质量。

集众木方成大厦，合众力方成伟业。李健说，目前该小区公共账户盈余100余万元，已连续5年在春节为业主分红，如今物业费缴纳率高达99.3%，矛盾纠纷也大为减少。如今璧山已经将党建引领、小区业委会实体化运行的经验推广到全区，一大批群众的急难愁盼事项在小区内就得到解决。

王杰秀说，依托党建的整合功能和开展区域化党建，可以有效推动治理主体的跨组织协同，从而推动小区建设。同时，还应该积极发挥居民公约的作用，推动基层柔性治理。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能够按照居民公约来处理办事，这样的治理方式，比直接诉诸法律更柔软、更温暖。但他同时指出，现在很多小区的居民公约过于宏观、缺少切入点，也不太符合本地实际，“就只是挂在墙上”。

王德福则认为，在推动基层治理创新中，要做到精准动员社会力量尤其是群众力量，应该进一步提高社区治理体系的开放性，有效地吸纳社会力量尤其是群众的力量参与到社会治理中，实现更加平衡的专群结合，不断提高居民公共事务治理能力和参与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