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中央社会工作会议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同时要求“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破解基层治理‘小马拉大车’突出问题，统筹推进为基层赋能和减负”。这不仅为社会工作服务基层治理指明了方向，也为中国特色基层治理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新机遇。

基层治理与社会工作呈现出相互促进的新型关系

长期以来，“基层治理”与“社会工作”在我国存在不同的目标要求和运行体系。“基层治理”一般是通过政府、社会组织、驻区单位、居民等多方参与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良性发展的过程。其核心在于通过自治、法治、德治的结合更好地服务于群众，以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关键是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多方协同合作，共同参与基层公共事务的管理。“社会工作”则是一种专业服务，旨在通过科学的方法和技能，帮助个人、家庭、群体和社区解决问题，提升他们的福祉和社会功能。其核心在于服务、赋能和促进社会公正，关键在于要学会运用专业服务方法来解决服务对象的实际问题。因此，两者在工作内容方面，“基层治理”主要是在党组织领导下以协同合作方式有效调处公共事务，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事项，而“社会工作”则更关注社会领域的事务，尤其是个体和家庭的福祉。两者虽有交叉，但侧重点不同。在组织方式方面，“基层治理”通常是在党组织的领导下，通过政府、社会组织、居民等多方参与的方式实现；而“社会工作”则更注重专业社会工作者的作用，通过个案、小组、社区等方式方法提供服务。

在传统的基层治理模式中，社会工作常被视为补充性服务，其功能多着眼于解决个体或家庭的微观问题。然而，在新时代社会治理框架下，基层治理与社会工作的关系已发生根本性转变。二者不再是简单的“服务嵌入”或“工具辅助”，而是逐步演化为“系统融合”与“价值共创”的新型关系。对此，我们可以分别从“社会工作”和“基层治理”两个不同方面的实践来看待新时代基层治理与社会工作的双向赋能。

从社会工作专业角度来看，与传统社会工作不同的是，新时代的社会工作不仅关注个体和家庭的福祉，还服务于社会治理的整体目标，从而在宏观政策与微观需求之间构建起稳定的桥梁。因此，其基本内涵可以解读为既包括在基层治理中的社会工作，也包括为了基层治理的社会工作。前者强调社会工作参与并嵌入基层社会治理结构中，与其他治理主体共同发挥作用。而后者则强调社会工作作为一种独立的支持力量，目标是通过专业服务改善基层治理的效果，带有更明确的辅助或促进属性。

从基层治理实践的角度来看，新时代的社会工作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专业社会工作在基层治理中的嵌入和运用，也不能理解为只是专门辅助基层治理的社会工作，而应该把基层治理本身视为一种全面系统解决基层社会问题、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时代社会工作。显然，这里的社会工作并不仅仅是一种专业社会工作，它可以理解为作为基层治理的社会工作和协同基层治理的社会工作。前者强调社会工作已经内嵌到基层治理体系中，成为基层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社会工作本身就具有基层治理的功能。后者则强调社会工作与基层治理是两种独立的体系和角色，通过合作实现共同目标。

基层治理与社会工作的双向赋能一般是通过互动实现资源、能力与影响力的共享与提升，从而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从社会工作赋能基层治理来看，其主要体现在理念、技术、功能和结构等多个层面。而从基层治理赋能社会工作来看，基层治理也能增强社会工作的在地性联结，可以通过居民互动与部门联动融入现实生活场景，帮助居民解决实际问题。这种行动逻辑既提升服务成效，也增强治理效能。

基层治理与社会工作的双向赋能何以可为

新时代基层治理与社会工作可以看作是在党的领导下，依托专业方法整合多方资源，通过赋能基层群众、优化治理结构、预防社会风险，最终实现基层治理与社会工作融合发展的系统性实践。这一实践模式包含以治理为目标的社会工作，通过专业服务提升治理效能，也涵盖以社会工作为载体的治理，将社会工作方法内化为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中国特色的基层治理与社会工作都强调治理与服务的并重，是“治理+服务+发展”三位一体的系统性实践，也是维持社会和谐稳定的核心机制。那么，如何做好新时代基层治理与社会工作双向赋能呢？大致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在发展理念上要重塑基层治理价值内核。重点是构建基层治理共同体意识，通过共同的文化符号、公共空间营造来增强居民群众的归属感，重构熟人社会关系网络。同时，加快基层治理与社会工作的本土化知识生产，总结提炼一些优秀的传统治理智慧，并通过融通现代治理理念来推动本土化知识的再生产。

二是在工作方法上要积极构建“治理+服务+发展”的融合模式。重点是要将服务与治理有机地融合到发展之中，既要区别于单纯提供服务的专业社工模式，又要将服务过程转化为治理资源和发展成果，形成服务中回应当下诉求、治理中破解现实难题、发展中构建长效机制的治理逻辑。

三是在运行机制上要通过党建引领下的资源整合打造“五社联动”的协同体系。可以基层党组织为枢纽，建立跨部门协作平台，统筹协调专业社工机构、物业、业委会、公益组织等资源，打破传统条块分割。同时，发挥数字化治理作用，运用大数据分析预判各种不确定性风险，实现需求精准识别、资源智能匹配、服务精细周到。

四是在实施路径上要探索构建“精准化、场景化、预防化”的发展策略。首先，精准化治理。建立基层治理的动态数据库，根据不同类型的城乡社区特征制定差异化的治理和服务方案。其次，场景化服务。在矛盾纠纷调解、特殊群体帮扶等场景中，嵌入诸如个案管理、家庭治疗等社会工作专业方法，激活居民自治热情。最后，预防化干预。建立应对不确定性风险的预警指标体系，通过心理疏导、法律援助等前置服务化解潜在矛盾，提升居民自我服务与治理能力。

五是在保障体系上要夯实基层治理与社会工作的可持续发展基础。这不仅意味着要全方位地加强资金、人才和技术等方面的资源投入。同时，还需要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法规和标准等相对完善的制度机制，为基层治理与社会工作双向赋能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此外，提升基层治理与社会工作的专业能力也是至关重要的，要培养既懂政策又掌握社工技术的“治理社工”人才。

综上，新时代基层治理与社会工作需要跳出传统的“管控思维”和专业社工的“个案思维”局限，构建兼具政治引领力、专业支撑力和群众内生动力的新型治理生态。其核心在于通过技术创新降低治理成本，通过机制创新释放社会活力，最终实现“柔性治理”“精准服务”和“可持续发展”的统一。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教育部社会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文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