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矛盾总是与发展相伴而生。有矛盾不可怕，关键是如何认识、防范和化解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强调，“六尺巷体现了先人化解矛盾的历史智慧”“发挥好中华民族讲求礼让、以和为贵传统美德的作用，营造安居乐业的和谐社会环境”。这就要求我们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中汲取和用好化解矛盾的历史智慧。

用好历史智慧，把握社会大势。“礼之用，和为贵。”先人“和而不同”的理念启示我们在尊重差异中实现共存。历史反复证明，多样性既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但也内含了矛盾。和谐并不意味着同质化，而是在差异中找到共同的基础，实现彼此包容和合作。诸葛亮南征时，为稳定南中地区，并不一味以武力震慑，而是尊重当地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采取温和的民族政策，通过“七擒孟获”赢得民众认同。这不仅稳固了国家统一，也为后世处理民族关系提供了借鉴。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民群众的需要日益多样，我们同样需要秉持这种智慧。

“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对社会长期和谐稳定至关重要。历史经验表明，妥协和让步并非软弱，恰恰可能是智慧的体现。王安石变法锐意进取，但也遭遇士大夫阶层的反对。为避免尖锐对立，他在改革关键节点上适当让步，调整政策实施的节奏和范围，以更加柔和的方式减少矛盾激化。这不仅延续了改革的生命力，也维护了社会稳定。在利益格局快速调整的今天，改革同样需要兼顾不同群体的诉求，寻找可持续的解决方案，避免矛盾激化。

用好历史智慧，促进社会团结。“上下同欲者胜。”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领导者凝聚共识和调动合力，是化解矛盾和推动发展的重要途径。西汉初年，刘邦深知天下初定、民生困苦，他以轻徭薄赋的政策减轻百姓负担，与民休养生息，既缓解了战争频仍积累的社会矛盾，又为汉朝的长治久安和开疆拓土奠定了经济基础。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团结来自领导者对民众利益的深刻体察，并通过政策达成共同愿景。

“平易近民，民必归之。”领导者以谦和、亲民的态度对待民众及其诉求，有助于赢得社会各方面支持。贞观初年，李世民设立谏官制度，鼓励大臣直言进谏，无论是朝政得失还是民间疾苦，他都以开放的胸怀接纳。他还把能否善待民众作为选拔官吏的重要标准。这些做法不仅赢得了民心，还推动了唐朝社会的繁荣和安定，被后世称为“贞观之治”。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尚能如此，今天的各级领导干部更要主动拉近与民众的距离，深入调查研究和广泛听取民意，及时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促进社会团结。

用好历史智慧，维护社会秩序。“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礼”是柔性的规范手段，强调伦理和情感约束，能够在矛盾激化之前发挥预防作用；“法”是刚性的制度保障，能够在矛盾发生之后维护公平正义。北宋名臣包拯在审理案件时，不仅严格遵循法律程序，还结合地方风土人情开展调解，从而减少对抗并增进团结。这种礼法结合、刚柔并济的智慧，与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高度契合，要求我们在化解矛盾纠纷时既确保程序正义又考虑情感需求，为社会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的智慧，则为应对激烈矛盾提供了指引，彰显了中华文明持久而深刻的治理哲学。在面对不可避免的冲突时，适当的退让和克制并非懦弱，而是为化解矛盾和实现和解创造条件。当今社会矛盾复杂多变，激烈对抗会加深裂痕。不论是政策制定还是执行，权衡各方利益的交汇点，才能为沟通合作创造空间，从而维护好社会秩序。

用好历史智慧，引导社会行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以德服人强调以仁爱、宽容对待矛盾双方，从根本上消解敌意。舜在面对继母和兄弟的恶意时，不以对抗相还，而是用德行和宽容感化他们，用孝道和善良赢得家庭和谐，成就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美誉。舜的智慧告诉我们，解决矛盾和引导行为不能单靠外部的强制力量，而要注重内心和解和道德感化。只有全体社会成员发自内心地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从根本上形成良好的行为规范。

“人心齐，泰山移。”有了明确的共同目标，能够显著改善群体行为，推动社会发展。历史上，抗倭名将戚继光凭借这一思想成功激发了士兵的团队精神。他在组建军队时，以共同的信念和目标凝聚人心，改变了士兵之间的散漫状态，使他们在战斗中能够协同作战、所向披靡。在当今社会，我们同样需要建立共识和连接情感，更好地引导社会心态和行为。不论是保护生态环境还是应对突发事件，各级领导干部要明确共同目标，引导好社会心态和行为。（胡颖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