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一书为西汉刘向根据六书（《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进行删选编订而成，大多是战国时游士辅佐国君，为之所献的策谋，故命名为“战国策”。全书按照国别体例汇编，分为三十三卷，记载了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凡十二国策。内容主要为战国谋士纵横游说，其间记录了战国时期二百四十多年重大历史事件，上迄春秋的智伯灭范氏，下至六国统一后高渐离筑击秦始皇。自秦始皇焚书之后，大量六国典籍被毁，“史官非秦纪皆烧之”，故了解战国期间历史脉络，全赖此书，其历史价值自可明鉴。而其内容涵盖广泛，涉及历史、地理、战争、政治、民俗文化等多个方面，更是了解先秦战国时期整个人文风貌、历史沿革的重要典籍。然而因其书宣扬的“权诈”“尚利”思想为官方正统儒家知识分子所排斥，认为其书“诈伪权谲”“败坏人心”，如明人王廷相说“其心隐忍，其事欺谩，其术鄙陋猥琐，畔于正轨。”朱鹤龄说“策士者不过市魁盗侠之辈。”清人王棻认为“机械变诈，人心陷溺。”故一直以来未受足够重视，原本《战国策》至唐代则已佚，后为北宋曾巩采集士大夫诸家藏本及校本，重新编订而成，其后又经名家注较，得以保存并广泛流传。此书绝非一人一时完成，而是集体编纂的结果。许多材料早在战国时期就已存在，其后纵横家为了讲学研习而进行增益或拟作，往往以苏秦、张仪作为研习的楷模，故出现了不少以他们名义进行游说的篇章，我们从文本中对具体历史情景的大量模拟说辞便可看出。而《战国策》所出现的大量拟作，有时张冠李戴，出现君王时间与历史事件对应不上，地理位置有时也囫囵错位的现象。这些都是我们要注意的。然而《战国策》文往往辞才铺张，激情扬厉，有纵横排阖之势，唐代韩愈评价“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宋人叶适也说“饰辞成理，有可观听。”清代姜宸英认为“周秦之际，莫衰于左传，莫甚于国策。”吴曾祺认为“文章之美，自左史外，鲜有能及之者。”可见《战国策》颇具文学性，具体说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文体形式兼备众体

在文体形式方面，先秦典籍如《尚书》中有“典”“谟”“训”“诰”“誓”“命”等，《左传》有“命”“盟”“谏”“书”“对”“诏令”“箴铭”“哀祭”“论辩”等，其中也涉及不少“记叙体”，不过在记叙技巧和形式丰富上则远逊于《战国策》。《战国策》可谓文备众体，突出的如“记叙体”“论说体”“赋体”“书信体”等。具体篇章内容各有文体倾向，一篇之中有时也往往包含多种文体特征。而这些看似含混的文体特征却为后世文体的发展起到了开启山林，萌发新文体的作用，所涉及的各种特征对其后的文体发展具有深远影响。诚如章学诚所说：“盖自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如《战国策》中记叙体为后来《史记》纪传体形式开启先端，也启发了叙事写人的体例构建，对后世小说写作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如《秦策一·卫鞅亡魏入秦》本质上就是一篇关于商鞅的人物传记。《韩策二·韩傀相韩》讲述了 “聂政义刺韩傀”的故事。《燕策三·燕太子丹质于秦亡》讲述了“荆轲刺秦王”的故事。此时写人叙事的文体已经非常纯熟，《秦策一•卫鞅亡魏入秦》重在写人生历程，故而只对商鞅关键性的几个事件进行叙述。《韩策二·韩傀相韩》《燕策三·燕太子丹质于秦亡》则重在叙事，故而围绕某一核心事件进行背景陈述，对前因发展高潮后果的整个事件脉络进行叙述。可见此时对文体已经有了清晰自觉的认识。论说体内容上或宣扬纵横思想，或干谒致仕，或阐发权术，往往指陈厉害，文辞犀利，辞锋逼人，给人纵横捭阖，气势如虹的印象。这种干预现实，指陈利弊的文风对后世政论文中指陈时弊的辞气颇有影响，对后世的“策”“论”“书”也都深有的影响。如《秦策一·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便可窥见其指陈厉害的文辞气势。此外，《战国策》中有不少篇章明显具有赋体的特征，铺陈排比，夸张渲染，浓墨重彩。如《楚策四·庄辛谓楚襄王》篇。章学诚说“赋家者说，纵横之派别而兼诸子之余风”。而这种铺张排列，夸张渲染的文辞成为后来汉大赋的典型特征。即便其后来的学者习文抵制铺张浮华的文风，却往往在文风气势的营造上屡屡学习其中的赋体技巧。《战国策》中的书信也颇有魅力，如《燕策二·昌国君乐毅为燕昭王合五国之兵而攻齐》中乐毅为燕昭王立下了破齐复仇之功后，新主燕惠王却听信谗言，派骑劫替取了他的将位，结果齐将田单打败骑劫收复齐国失地。乐毅于是离开回到赵国，燕王害怕赵国任用他，于是写信名义上让他回燕，实际上担心他为赵攻燕。乐毅回了一封长信，陈述自己对先王的感激之情，又对燕惠王用人不当提出了委婉的批评。全篇情词动人，语真意切。其实，乐毅的“书信”历史上未必实有其文，不过我们倒确实体会到书信里浓浓的真情诚意，颇有人情味。

历史人物群像生动饱满

《战国策》中出现多种历史人物类型，有些人物形象与历史命运紧密结合，谱写出壮丽的人性悲歌。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士”层人物，可分为三类：一为谋求富贵权势的游说之士，如苏秦、张仪；一为赴义趋难的仗义之士，如豫让、荆轲、聂政；一为替人排忧解难的高才危士，如鲁仲连、张孟谈、颜斶。另外，也刻画了不少君王形象，如狂妄自大的宋康王，勇于改革的赵武灵王，勤于纳谏的齐威王，礼贤下士又缺乏沉稳的燕太子丹等。除此之外，还刻画了众多的女性形象，如舍身重义的聂政之姐，以民为本又爱儿心切的赵威后，蛇蝎心肠的郑袖，趋奉权势的李园女弟，寡廉鲜耻的宣太后等。在刻画人物技巧方面，善于利用他者对主人公的出场进行铺陈衬，注重细节描写，场面描写，合理地利用人物形象的正反对比凸显主人公形象或品质，甚至采用了心理描写。最典型的例子便是《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中苏秦说秦王未成功回家时，细节描写如“羸縢履蹻，负书担橐，形容枯槁，面目犁黑，状有归色”及其生动形象地展现出苏秦当时的落魄潦倒。而在这种情况下，主人公在家中的待遇是“妻不下纴，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寥寥几笔就把人物的尴尬处境场面充分地展示出来。主人公不由感慨“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是皆秦之罪也。”这些心理活动的刻画营构无疑对苏秦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具有重要意义，为后来苏秦感叹“人生世上，势位富贵，何可忽乎哉！”揭示出深刻的情感原因和人生际遇的命运沉浮感。此外文章本身具有的文学技巧也为后世提供了多种值得借鉴的艺术方法，如对比映衬、细节描写、场景描写、心理描写等。

语言艺术辞气纵横

《战国策》的语言艺术相比于之前的《尚书》《国语》《左传》具有了重大突破。首先它所运用的浅白文言近乎当时的口语，即便是现在看来也通俗易懂，这种浅白文言对于叙事本身和人物对话具有极好的便利性，非常有助于对人、事、物进行细致而清晰地描摹刻画。如《燕策三·燕太子丹质于秦亡》中描写太子丹对田光先生的敬重时，对他的行为描写以浅白直接的文辞形象展现出来，“太子跪而逢迎，却行为道，跪而拂席。”几个简单的“跪”“迎”“却”“拂”四个动词，便把太子丹恭敬谦卑的姿态展现出来。其次，就语言风格来说，整体语言恢弘大气，铺张扬厉，理充辞沛，产生出极强的论辩之美。气势上纵横恣肆，情感强烈，夸张铺排，有一种捭阖天地的奔肆之力。句式上参差跌宕，长短结合，骈散相间。经常以“东西南北”为地理方位词头，牵连引申，曼衍浩荡，形成结构上并列对立，意义上排奡纵横的格局，或表达气势之恢弘，或表示格局之广大，或形容形势之峻急。如《魏策一·苏子为赵合从说魏王》“大王之地，南有……东有……西有……北有……地方千里”，《魏策一·张仪为秦连横说魏王》“南与楚境，西与韩境，北与赵境，东与齐境，卒戍四方……魏之地势故战场也”，《齐策二·苏秦为赵合纵说齐宣王》“齐南有太山，东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谓四塞之国。”有时又以“上、下”为词头，将对方置于某种困境抉择之中，不得不采纳对方意见。这种句式的构造间接为某种理势的阐发营构出一种极强的逼迫感，让人产生不得不服从的感觉。由此可见《战国策》的语言具有极强的艺术魅力，在语言风格、语言气势、语言句式上都有着独特的文学意义，并为后世的文学提供了良好的语言素材和语言形式。

除此之外，《战国策》中丰富而生动的寓言故事及历史事件，生发了不少为后世屡屡引用的成语，如“南辕北辙”“三人成虎”“惊弓之鸟”“狡兔三窟”“画蛇添足”“狐假虎威”“亡羊补牢”“图穷匕见”“返璞归真”“引锥刺股”“积羽沉舟”“无可奈何”等。这些成语无疑丰富了汉语的词汇，为汉语增添了更多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

彭时权，重庆开州人。文学硕士，四川省文艺评论协会会员，重庆开州文艺评论学会理事，绵阳市文艺评论协会理事，绵阳师范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