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阳代军刘运万吴生权

前言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漫长征程中，世纪伟人——邓小平与一代名帅——刘伯承一生都始终践行着党的初心和使命。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刘伯承与邓小平都是四川老乡，有共同的家乡习惯，早年都有赴苏学习的经历，后来又一起合作共事，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情真意切。在历史的长河中，又把川渝连在一起，可谓意义深远。

一代名帅刘伯承，原名刘明昭，字伯承，原四川开县人（今重庆市开州区人，后同）。中国人民的伟大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为我国的国防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为我军向正规化、现代化迈进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世纪伟人邓小平，原名邓先圣，学名邓希贤，四川广安人，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

一

刘伯承生于1892年，年长邓小平12岁。在两人相遇之前，刘伯承20岁时考入重庆蜀军政府将校学堂，1916年参加了讨伐袁世凯的护国战争。所以，当16岁的邓小平远渡重洋到法国勤工俭学时，刘伯承已是被誉为“军神”的“川中名将”了。而此时，邓小平在法国从事革命活动被誉为“油印博士”，1924年，邓小平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刘伯承也于1926年在国内加入中国共产党。两人几乎同时走上了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此后，1926年邓小平去了前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刘伯承则在1927年参与领导“八一”南昌起义后于年底到了莫斯科，进入高级步兵学校，随后又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系统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1930年前后，邓小平等广西领导发动了百色和龙州起义。不久，刘伯承也回国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协助周恩来处理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此前，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任秘书长，协助周恩来处理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可以想象得出，这时彼此之间已经有了耳闻。1931年，邓小平（7月）、刘伯承（11月）先后从党中央所在地上海出发，来到了中央苏区“红都”瑞金。邓小平回忆：“我同伯承同志认识，是在一九三一年，那时我们都在江西中央苏区。后来都参加了长征。”在什么情况下认识的，两人都没有讲过。但是两位同乡首次见面，刘伯承就给邓小平留下了“忠厚、诚挚和蔼的深刻印象”。

1932年，邓小平调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刘伯承则出任中央军委参谋长。出于高度的革命事业心和责任感，他们都毫不犹豫地与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进行斗争。结果，受王明宗派主义的“无情打击”，邓小平被撤销职务，受到了党内最严重警告处分；不久，刘伯承也因反对博古、李德的“左”倾错误军事教条主义路线，被撤销中央军委总参谋长职务，下派到红五军任参谋长。1938年1月，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两万五千里长征。期间，刘伯承跟随红五军团前行，冲锋在第一线，留下和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的长征史上的民族团结的佳话。邓小平则是和“红星”纵队出发，并担任《红星》报主编。

1935年，党史上著名的遵义会议召开，邓小平作会议记录，刘伯承以军团负责人身份参加，都旗帜鲜明地表达了态度。遵义会议至关重要，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正确领导，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这也是刘伯承、邓小平共同参加的第一个关系党和军队前途命运的重要会议，为以后两人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二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长达10多年的革命战争时期，刘伯承、邓小平曾先后共同领导和指挥八路军一二九师和第二野战军，共同经略晋冀鲁豫、中原和西南三大战区，亲密无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刘伯承、邓小平是军事指挥上的并肩者。而在一个战役接连一个战役、一个战场转到另一个战场这种漫长而频繁的战争过程中，在这种极度耗费脑力和体力的生活中，刘伯承、邓小平又互相把挑在对方肩头上的重担换到自己肩头上来，或分成两副担子来分担。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又是军事指挥上的换肩者和分担者。即使在大别山因为斗争的需要而分成两个指挥所，部队接到的战略战术指示仍然是出自一个刘邓司令部。历史既然以自己的行程形成了这种情况，也就难以把刘伯承、邓小平的指挥艺术和作战谋略完全分割开来了。

曾在第二野战军担任新华分社社长、新华社前线特派记者的李普说过：“在刘邓之间，是难以放进一个‘、’的”。刘邓联结在一起，像一座威严的山，一座威严的太行山，一座威严的大别山，一座威严的喜马拉雅山。

另据曾在1940年八路军一二九师司令部训练科工作的，一直到1947年二野南进大别山之前的田牧同志回忆：“刘邓两位首长一贯关系，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刘伯承和小平同志虽然一军一政，各有所长，但都不是偏才而是文武全才，因此他们在军政工作上常常口径一致，一唱一和，相互支持。凡是在一二九师师部工作长的同志都知道，师部的工作，只有邓政委表过态的，假如你去问刘师长，刘一定说‘按邓政委讲的办’；同样，凡是刘师长表过态的，而你去问邓政委，邓也必定说‘按刘师长讲的办’。因此，我们在刘邓首长的领导下，可以放手大胆地工作，绝不用担心按一个首长指示办事而另一个首长会不高兴的问题。我不但在刘帅身边工作多年，而且后来在军事学院的学习和军事院校的工作中，以及后来参加编写一二九师及二野战史的过程中，都和刘帅接触过，并请示过。他老人家给我们总的印象是对党忠心耿耿，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热爱人民、关心同志。他年高德勋，平易近人，使你在他面前，能感到一种慈父般的温暖。小平政委在领导作风上的特点是决心果断、干脆，对干部要求严格，并敢于批评；给人的印象，像个严师。这两个人，一个慈父，一个严师，密切配合，相互支持；加上作风正派，艰苦朴素，以身作则，给下边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因此，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那是1942年春夏，侵华日军对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进行了两次“扫荡”，而后一次是空前的“大扫荡”。日寇春季“扫荡”给根据地造成了很大损失。为了扭转这个局面，准备对付将来更大的困难。邓小平去了中条山，刘伯承留在了太行山。3月中旬，邓小平率一支部队到太岳区。两人分手后，刘伯承一直担心邓小平的安全，经常到作战科、机要室查问：邓小平是否过了白晋线敌占区？当时敌寇修建了白晋铁路，插进晋东南，把太行区和太岳区分割开。3月29日晚收到电报说：邓小平今晚通过白晋线去太岳。当夜刘伯承一直未睡，坐在作战科替参谋值班等电报。直到陈赓来电，刘伯承知道邓小平已安全通过白晋线到达太岳区，才放心回去睡觉。

自刘邓分开后，司令部下发的电报仍是署“刘邓”或“刘邓李”。由于他们对工作如此严肃认真，也由于他们亲密无间地团结一致，以身作则地为人表率，所以用他们二人名义发出的“训令”“口号”“预先命令”或者“命令”，部队无不坚决执行，这怎不叫人敬重！敌人怕刘伯承，也怕邓小平，曾把邓小平的相片印发给部队，并在相片下面加上了“在太岳”三个字。在太行，日本特务刺杀的第一个目标是“独眼将军刘伯承”，也专印了刘伯承的相片，并把刘伯承的履历表一起印在相片上。这也见证了敌人害怕刘邓，我军官兵对刘邓的尊重，更加深了刘邓之间深厚的革命情谊。

三

刘伯承和邓小平合作共事是从八路军一二九师开始的，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和刘伯承筹办军事学院前，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他们的交往，可谓时间至早至长，感情至深至切，友谊至纯至真。

1986年10月7日，大战略家、大军事家、为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功无数的刘伯承元帅终于走完了他艰难的人生历程，终年94岁。

10月14日，京西总后勤部礼堂传出阵阵哀乐。礼堂前厅被装点成灵堂，刘伯承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就在这里举行。

黑纱缠绕圆柱，挽幛悬挂横梁。刘伯承静卧在鲜花丛中，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覆盖着他高大的身躯。人民解放军战士持枪肃立，守护在灵柩两旁。

邓小平率全家最先来到这里。这是最后一面了啊！邓小平不禁久久凝望着亲密战友、昔日老搭档的遗容。往日的战斗情景扑面而来：瑞金的灯火、金沙江的狂涛、太行山的烽火、大别山的磨难、广袤中原的征尘、淮海大地的硝烟、万里长江的风浪、西南边关的号角……这位血火中和自己并肩走过来的生死战友，现在先于自己而去了，邓小平怎么不悲怆万分！这位世纪伟人深陷的眼窝，注满了悲伤的泪水。

10月16日，天高云淡，秋风瑟瑟。天安门广场、新华社、外交部国旗半垂，向老帅致哀。

下午4时，刘伯承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同首都各界3000多人参加了追悼会。追悼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致悼词。

在邓小平不平凡的一生中，和刘伯承10余年共事的岁月是非常令人难忘的。今天在他又一次大展宏图时，不仅失去了当年最好的合作者、最亲密的战友，他格外悲痛。正如邓小平写的《悼伯承》一文中说：“伯承久病，终于不治。我和他长期共事，相知甚深。他的辞世，使我至为悲痛。”“我们一起工作，是1938年在八路军一二九师，一个师长，一个政治委员，以后在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前后共事13年，两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协调。我比他小10多岁，性格爱好也不尽相同，但合作很好。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联在一起，在我们两人的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同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

四

1986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邓小平同志《悼伯承》重要文章。他在悼念文章中写道：“刘伯承同志是我党我军的大知识分子，大军事家。他的军事指挥艺术和军事理论造诣，在国内外屈指可数。”“他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对于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和发展，伯承是有大贡献的。说伯承同志的军事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恰如其分的。”“伯承是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奠基人之一。他在这方面的重要贡献，永远值得我们珍视。”文章最后还写道：“回顾伯承为共产主义事业所走过战斗历程，他的卓越贡献，他的坚强党性，中国布尔什维克——这个意味着真正共产党人的光荣称号，他是受之无愧的。”

同年11月26日，邓小平同志挥毫，为开县“刘伯承同志纪念馆”题写了馆名，同时还留下了“刘伯承同志故居”几个大字的墨宝。再次体现了邓小平与刘伯承的深厚革命情谊。

在历史的长河中，就有这样巧合的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川渝两地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这无疑对一代名帅——刘伯承和一代世纪伟人——邓小平的家乡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增添了新的动力，相信两地人民生活会更加美满幸福！

注：

本文作者阳代军系邓小平故里管理局职工，刘运万、吴生权系刘伯承同志纪念馆管理处职工。

本文选自政协重庆市开州区委员会《开州文史资料第十辑》。

开州政协文史资料丛书《开州文史资料第十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