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羲（1818—1884），号雨亭，重庆开州人，生于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其祖辈由湖南常德府龙阳县移民迁蜀，至夔州开县定居。李宗羲五岁入学馆读书，十八岁参加县考，取得生员（秀才）资格，享受县学公费供给。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参加省城乡试，中举人。道光二十六年，担任汉丰书院院长。次年，中进士二甲第二十五名，分配到安徽以“知县即用”，担任安徽英山县知县，从此走上仕途。

李宗羲由于办事干练，深得清政府的器重，1850年任英山知县时，一年之内处理完全部积案，1852年调任太平知县，亲到各乡村调查，处理历年赋税积欠，比历任县官所收赋税都多，又被派往宿松，望江等县查漕仓，拯难民。李宗羲由从政到告老还乡，20多年时间里由一介书生，以一个小县的知县，成为封疆大吏，朝廷重臣，经历了三个皇帝，又处在对外对内战火不熄的年代，并非轻而易举的事。他在忠君报国、执政为民思想的指引下，所做的一些好事，遗泽后代，载诸史册（《清史稿》有传），至今叫人难以忘怀。

执政为民，救济受灾人民。1862年10月他复回安徽投曾国藩部下。1864年清军攻占南京，曾国藩派李宗羲在南京办江北厘金总局（即税务总局）。在任期间李宗曦制定了沿江收税条例，裁减战乱期中各地自加的浮费。太平军撤离江宁（南京）后，李宗羲任布政使。所属地域经过长期战争，满目疮痍，一片荒凉。这样的残局，曾国藩和李鸿章也认为是难以收拾。李鸿章说：“妇孺怨诅，当局固无如何，后贤难竞獗施，似需百年方可复旧也！”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李宗曦创立“招垦法”，把荒地分给无土地的农民耕种，政府收取低廉的地价，而且分季缴纳。这个办法在江宁七县推行，得到了当地人民的拥护。同治五年，运河水涨，出现清水潭决堤，水淹了高邮等七个州县，灾情严重，几十万人无家可归。李宗羲搜索司库存银12万两，奏请清廷准予拨款赈济，招收灾民为工，修复堤坝，疏浚河道，使30余万灾民得以度过灾荒。同时还制定了招民恳荒和酌减赋税的章程，及时恢复了灾区生产。

秉公持法，不畏权势强暴。光绪四年，李宗曦在开县病休，被清廷派往查东乡（宣汉）袁廷蛟等一案。事情本是袁廷蛟等人向官绅（承包税收的人）算粮帐（因官绅浮收），知县孙定扬谎称民变，请兵镇压。提督李有恒杀了上千数的无辜人民，东乡人民不服，派袁廷蛟上北京告御状。但四川先后两任总督文格、丁宝桢，袒护罪犯，企图掩盖实情。这两人在清廷中声威都很大，李宗羲坚持正义，为民代言，不惧现任大官的权势，据理力争，推翻了刑部的判定，使这一重大冤案得到平反昭雪，人民都称他是难得的“清官”。

抵御外侮，保卫国家领土。李宗曦在两江总督任上，面对外来挑衅，加强了长江下游的防务，建设吴淞、江阴要塞，从长江入海口上溯到南京，在沿江的险要处，修了六十多个炮台，购置军火，并添置了大炮；有的炮台成犄角之势，相互呼应，威力很大。他认为海防以吴淞为最要，江防以江阴为最先，因而重点建设了吴淞、江阴两处炮台，成为扼守大江咽喉的要塞。这些爱国护民设施，在抗日战争中还发挥出它应有的威力。而今两个要塞，已成为江南重镇。此外，李宗羲在同治十三年，就向清朝皇帝提出开发台湾的主张，事在中日甲午战争十多年前。李宗曦认为，“台湾形势雄胜，与福州厦门相犄角，……实为中国之第一门户，日本人之所垂涎也。且其地产蓄富……”，“该处可开制造局，自练防海之师，为沿海各省声援，绝东西各国窥伺，此中国防海之要略。”上述措施和言论，对台湾设省起了重要作用，体现出他坚决抵御外侮、保卫祖国领土的爱国热忱。

忠君报国，勇于纳谏。清末，慈禧太后骄奢淫逸，大兴土木复修圆明园。李宗曦在两江总督任上，两次上书清廷，劝阻修建圆明园工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准备开会讨论有关海防问题，通知各督抚准备意见，李宗羲上书建议：重视人才的发现和使用，开发矿产，自办工业；提高海关税收，增加财源；停止兴修宫殿，节减行政支出，开发台湾，增强海防；选派得力人才充任使节，加强外交工作等等。光绪十年（1884），李宗羲病逝于家。临死时口授遗摺，向光绪皇帝建议，要以帝学、圣功、用人、理财为重。噩耗传至京都，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表示哀悼，特宣旨内阁照总督例赐恤，并进行谕祭。复于光绪十一年十月降旨，将其生平、政绩事实，宣付国史馆立传，以彰显其功绩，流芳百世。

李宗羲由一介书生，凭着自己清正廉洁、勤政爱民的业绩以及自己不断的努力，由知县、知府、道员、盐运使、布政使、按察使、巡抚、总督，一步一步地擢升业精政勤，成为封疆大吏，名留青史，这在动辄得咎的清王朝，这确实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

（ 王柯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