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科举考试分为三级：即院试考秀才，乡试考举人，会试、殿试考进士。

院试在府城或直隶州治举行，主考官是省学政。又分岁试和科试两种：丑、辰、未、戌年的称为岁试，即童生考秀才。岁试优良的，方可参加寅、巳、申、亥年的科试（相当于上世纪中考、高考前的预考）。科试优良的，才准参加乡试，叫做“录科”。

乡试逢子、卯、午、酉年为正科，逢朝廷庆典，特别开科的为恩科，均于当年八月分别在京城和各省省城举行，第一名称“解元”。

会试在乡试后的次年（正科为辰、未、戌、丑年，恩科为乡试恩科次年）二月举行，参考者均为乡试录取的举人：一是新科举人，二是以前各届乡试考中因故未参加会试的举人。如果三次都没考取的举人，不能再参加会试。也就是说，最多可以“复读”两届。

会试中榜的称“贡士”，第一名称“会元”。取得贡士资格后，即可参加稍后的殿试，但不会落榜，只是根据成绩重新排名：一甲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

如果连续两年或两年以上，参加上述的两种或两种以上考试都中榜，称为连捷或三连捷、四连捷（由于殿试是等额录取，不纳入计算）。由于竞争激烈，连捷的机率很小，弥足珍贵。但本期起介绍的主人公，就是一位“连捷”进士，而且还是“三连捷”。

文化服务志愿者深入三角农村探寻杨为栋遗迹。

“应届”进士三连捷

清《綦江县志》卷之七《选举》载，“杨为栋，万历十六年（1588年）戊子科举人”“杨为栋，万历十七年（1589年）己丑科进士”。说明他就是头年刚中举，第二年就连中的“应届”进士。比清代第一位“应届”进士伍辅祥（详见本报2022年7月20日第四版《相继辞官的“兄弟进士”仨》），还要早246年。

在明朝的科举榜上，杨为栋取得“举人——进士”连捷的优异成绩之前，綦江仅考取有两名进士：第一个是成化十一年（1475年）的刘定昌，第二个是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的罗文蔚。罗文蔚后，连续四十余年未有綦江人再入进士榜。明初至杨为栋中举的1588年，70多次乡试，也仅只有15人高中举人，平均约15年才考上一人。

据清《綦江县志》卷之六《政绩》篇载，万历十三年（1585年），江西宁州人梁绍廉知綦江，“时学宫坐向失宜，且倾圯，不利文战。谋修者能言而不能任。”官绅都意识到了綦江科甲不利，需要重修学宫，改善办学条件，但都议而不决。

为了不加重綦江士民负担，卷之三《学宫》篇，綦江教谕何子益在撰写的《重修学宫记》中说，“公帑（tǎng）勿动，里甲勿干，吾官司士，庶百君子，其相与有成而可”，梁知县在修建时约法三章，不用公款，也不向老百姓摊派，而是“首捐五十金为倡”，训导张志伊“输己俸十金”，其他“寻委乡耆熊嘉宾、萧正东董其役。至司载籍、统会计者，分教张君志尹、周君鼎，暨生员杨子珂、罗子逵也”，众热心人协力促成。

《政绩》篇载，“梁深谙地理，谓面有三台而不知向，一向则科三发而连捷也。改辛山乙向。始丁亥（1587年），迄戊子（1588年）。殿庑门堂，焕然改观。”1588年秋，“杨为栋等果三凤齐鸣，而杨且连捷。邑人无不引手加额。”《重修学宫记》亦载“是科（即万历十六年乡试戊子科）果中罗生大器、杨生为栋、黄生榜，而杨即连捷焉”。由于当年杨为栋还没有参加会试，说明此处的“连捷”，指的是杨为栋连捷举人。即杨为栋在参加四川提学官郭子章主考的万历十五年（1587年）丁亥科院试科考，顺利“录科”后，初次参加乡试就中举人。

结合其第二年就考中进士的成绩，杨为栋短短三年就实现了“院试科考（1587年）——乡试举人（1588年）——殿试进士（1589年）”的三连捷，是綦江的第一位三连捷进士。如果其考中秀才的时间恰是在“录科”前一年的万历十四年（1586年）丙戌科，那就是四连捷了，但目前没有查到记录。

据清《綦江县志》卷之七《仕绩》篇载，綦江科举历史上，还有一位三连捷，“爕坤（即陈洪猷）由拔贡生连捷道光辛丑进士”，比杨为栋要迟252年。不过他的第一次连捷间隔时间长达三年。即道光十七年（1837年）考中丁酉科拔贡，二十年（1840年）考中庚子恩科举人，二十一年（1841年）考中辛丑恩科进士的另一种三连捷（详见本报2022年6月8日第四版《181年前的四川“魁首”花落綦江》）。

综上可见，杨为栋的三连捷成绩，是綦江科甲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绝唱！

上虞勘议成典范

杨为栋考中进士后，经过两年的“岗前培训”，即于万历十九年（1591年）分发浙江绍兴府，任上虞县知县。富饶之地众人争抢，贫瘠之地无人过问。杨为栋初任地方主官，即被选派到富庶的江浙地区，可见其学识水平，颇受朝廷认可。其在上虞县知县任上贡献，虽多不可考，但幸有一事彪炳青史。

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是研究明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重要史籍，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此书为“政治地理学”。其中对西南地区土著族群的风土人情，记录别具一格。2022年7月，为了弄清綦江境内蒲河、藻渡河、洋渡河与濮人、㑿僚、佯僙的关系，笔者购得其中一册旧书，为推论蒲渡河本名濮渡河，濮渡河因濮人土著而名提供了更权威的专家论证（详见本报2022年8月17日“綦走发现”专栏《綦江支流洋渡河或名佯渡河》）。

没想到还实现了买一送一。《天下郡国利病书》旨在经世致用，利国富民，重点辑录了中国明代各地区的兵防、赋税、水利三方面的实用内容，该册居然包含《浙江备录》，里面恰好有《上虞知县杨为栋勘议》。顾炎武对此1200字的决策不吝篇幅，足见其对杨为栋处理困扰上虞县上妃、白马、夏盖三湖几十年围湖造田，破坏生态环境、影响农田灌溉的严重问题，取得卓有成效的认可。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载《知县杨为栋勘议》。

杨为栋与会稽知县罗相会勘时，杨为栋以“春水溢则开孔堰，排己之浸溢以便东作（即春耕）；夏水涸，则盗决石堰，反利人之潴（zhū，水积聚）蓄以赡灌溉”两句直击湖周刁民精致利己的要害。由于三湖水、田之争由来已久，乡民因“近田湖地屡次占种，各经奏勘，立碑禁革，豪民仍复侵占”，而不停上告，甚至告了御状，万历元年（1573年）还得旨严办，“至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以后占种，议令复退为湖，以后凡有仍前冒占者，无论多寡，比依强占官民山荡、湖泊，问拟杖一百，流三千里。盗决者，比依盗决河防，毁坏人家漂失财物，淹没田禾，犯该徒罪。以上为首者，问发充军事例，随行上虞县查照。”但并没有刹住这种歪风。

杨为栋上任后，没有照搬皇帝圣旨，而是结合实际，提出了“权宜利害有两议焉”“一议大有益于五乡十三万之田，而颇不利于两湖数千亩久假不归之田。非卓有主持，力排群议者不能行。”“一议则大有利于上妃、白马，而小不利于夏盖。不必搔动上妃、白马占田之家，而亦可少安五乡人民藉荫之意，似为易行。”“至于夏盖新池新田者必严为刬（chǎn）毁，以杜将来效尤之势。不然，则日侵月削，数十年后，不至如上妃之尽占为田不已也。”

并灵活机动，与时俱进，另僻蹊径，通过“将闸改溜水石坝，旧闸门广止六尺，以直而泻，今增一丈二尺，以横而泻”“其三十六沟易泄去处，如朱家滩亦宜改为平水石坝，泄其泛滥，固其停蓄如前制。其长坝、谢家塘系土筑而不免拖船，宜改筑以石。其陆家沟、河清沟其土薄也，渔者易于盗决，宜令得利民修闸四丈余”等新办法，既兼顾了“占湖一亩，妨水利一十六亩七分”的农业生产水源问题，又没有激化围湖造田历史遗留问题受益者的矛盾，得到了顾炎武的青睐，将这可资借鉴的治理良策，记入历史，成为榜样。即使于今，同样有值得推广的现实意义。

（未完待续）